1947年，东北蒋军13军军长石觉和杜聿明闹得势头水火，发牢骚说：“东北的七个军长，五个都反对杜聿明。”

1947年，东北战局陷入胶着，而国民党内部的权力斗争却愈演愈烈。13军军长石觉在一次私下谈话中抱怨：“东北的七个军长，五个都反对杜聿明。”

他的话揭示了东北战场上暗藏的复杂派系斗争：一个在战场外的战斗，一个关系到指挥权、忠诚和利益的冲突。

石觉与杜聿明的矛盾由来已久。1945年抗战结束，国共双方争夺东北的控制权。蒋介石请求美军帮助空运部队，石觉率领第13军首先进入东北。

石觉虽然装备精良，但对解放军心存畏惧，处处小心谨慎。当杜聿明下令他攻打山海关时，石觉一再推辞，声称“共军火力猛，山海关恐怕不好打”，让杜聿明十分不满。

杜聿明亲自侦察后发现石觉夸大其词，于是强令13军强攻山海关。石觉虽遵命，但心中对杜聿明愤懑不已。

这种矛盾的根源，不仅是战场上的指挥不合，更涉及国民党内部复杂的派系斗争。

石觉作为汤恩伯系的骨干，将13军看作汤恩伯的起家部队，忠于蒋介石的同时，也维护着汤恩伯的利益。

而杜聿明是蒋介石直接委派到东北的指挥官，掌握最高指挥权，代表的是蒋介石的嫡系中央势力。

石觉担心杜聿明会逐渐削弱汤恩伯系的势力，于是常常抵触杜的指挥，执行任务时磨洋工。

进入1946年后，杜聿明逐渐加强对东北军的掌控，主张速战速决，频繁发布进攻指令。石觉却迟迟不前，每当战事不利时，总以“共军火力猛，战局不利”来推脱。

这种行为让杜聿明愤怒不已，甚至质疑石觉的战斗意愿。

他对身边的将领说道：“我们行动迅速，败得快的倒是他们！”战场上，石觉与杜聿明的矛盾日渐加深，直接影响了整个战区的战斗力和士气。

而东北的派系斗争不仅限于石觉和杜聿明。其他国民党将领也派系分明，彼此之间利益冲突不断。

除了汤恩伯系的石觉，新一军的孙立人、71军的陈明仁以及滇军的60军、93军等也在东北形成各自的势力。

尤其是因“五华山事变”对中央嫡系怀有隔阂的滇军，与杜聿明的中央军矛盾更深。这种派系分化和利益博弈，使得东北国军在战斗中缺乏团结和统一指挥，战力大打折扣。

1947年初冬，石觉在一次军官会议上再次与杜聿明发生冲突。他抱怨杜的战略冒进，毫不顾及部队实际情况，其他几个军长也随声附和。

会后，石觉向友人发牢骚：“东北的七个军长，五个都反对杜聿明。”这句话道出了众多将领对杜聿明的不满，以及东北国军内部派系斗争的激烈程度。

在这样的环境中，石觉不仅没有全力投入战斗，反而考虑自保。1947年下半年，他悄悄将13军主力撤往热河，远离前线，以避开战火的正面打击。

这一举动使国民党在东北的战略布局出现漏洞，给了解放军进攻东北提供了可乘之机。

东北战局由此逐渐向不利于国民党的方向发展，石觉的行为无异于釜底抽薪，加速了国民党军队在东北的崩溃。

与此同时，傅作义在华北地区的举动也在为国共战局增添变数。

1949年，眼见解放军即将包围北平，傅作义权衡局势，决定和平解放北平，避免了古都的毁坏，保护了百姓安危，受到北平市民的敬重。

而此时的石觉却对傅作义的决定痛心疾首，他难以接受不战而降的命运，坚决反对起义，甚至流下泪来。最终，石觉请求离开北平，被送往南京，继续效忠蒋介石。

傅作义的明智决策得到了华北多位将领的支持，包括第十一兵团的孙兰峰和潜伏于国军内部的侯镜如。

侯镜如原本是国民党阵营中“白皮红心”的隐秘党员，早年受中共影响，关键时刻支持傅作义起义。然而，石觉与李文则选择追随蒋介石，继续效忠，最终与傅作义分道扬镳。

解放后，石觉追随蒋介石退往台湾，因其一贯的忠诚受到重用，被授予上将军衔，担任京沪杭警备副总司令等职。

尽管他在台湾仕途平稳，但却只能在和平状态下度过余生，远离故土，叶落无归根之望。

从石觉的身上，可以看出在国民党内复杂的权力斗争中，许多将领为了个人利益和派系忠诚，放弃了国家大义与团结。

石觉的坚决不降与傅作义的明智起义形成鲜明对比，一个人选择了坚守愚忠，最终流落他乡；而另一个人选择了顺应历史潮流，为北平乃至整个华北带来和平。

在国共战场上，这些选择成为了历史的注脚，最终也决定了不同将领的命运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