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哄动一史
编辑丨哄动一史
公元262年，在一个本该闷热沉寂的夏日傍晚，落日西垂，当得知嵇康要被处死的消息后，三千名身着严实宽大长袍的儒家学子们，不顾酷暑难当，一个个声泪俱下，心藏悲愤，齐刷刷匍匐在那充满着浓烈的血腥味儿的朝堂前，为他们心目中所崇拜的一位偶像冒死谏赦。
这是一个多么宏大而又哀伤的场面，恸天哭地，声震朝野。任何一个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目睹此景又怎么不会起怜悯之情，动恻隐之心呢？可司马氏却丝毫没有手软，还是将“轻肆直言”的嵇康推上了断头台。
那么，我们就不禁要问，一向崇尚老庄，倾心玄学的嵇康，为何会惨死在司马家那冰冷的屠刀之下了呢？这还要从其生平事迹来仔细分析一下。
长相俊美却不修边幅据《晋书·嵇康传》记载，嵇康“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七尺八寸折合成现代身高单位就应是一米九零的个头，且精通音律，擅长辞章，可谓玉树临风，才高八斗。可谓名副其实的大帅哥！
嵇康在当时名气非常大，许多名士豪流都愿与之交往。他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滔等齐聚竹林，世称“竹林七贤”。
这也就难怪曹操的曾孙女会委身于他了。但嵇康在自身的行为方式上是很不检点的，“土木形骸，不自藻饰。”这固然是与他“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相一致的。但他的这种不检点却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常常是许多天都不洗澡，乃至全身上下都是跳蚤。这别说是在那个以儒家思想为正统的封建社会，就是到了现代社会，都会让人匪夷所思，甚至对之嗤之以鼻。
然而，他的怪癖乖张还远不至于此。嵇康对于正统的名教思想是深恶痛绝的，而这种憎恶又常常发之于行为或笔端，对于名教所提倡的“君子”之风大肆讥讽，他“视学堂为太平间，视诵读为鬼话，视六经为垃圾，视仁义为腐臭。看一眼经书眼睛就会害病，学一下礼仪就会得驼背，穿上礼服就会筋骨扭转，谈起礼典就会牙齿烂掉。”其狂傲放纵的程度让人瞠目结舌。
相比之下，与他同为“竹林七贤”的阮籍可比他收敛多了，阮籍绝不在人后论人长短，采取不涉是非，明哲保身的态度，闭门读书，游山玩水，也还算善始善终。而嵇康呢，可就没那么幸运了。
性情中人，遇事便发由于他的“轻肆直言”，常常惹祸上身。公元263年，就发生了一个大案子，嵇康友人吕安其兄吕巽，人面兽心，糟蹋吕安之妻，吕妻不堪其辱，遂自缢。
东窗事发后，吕做贼心虚，恶人先告状，说吕安对其母不孝。是时，正在标榜“以孝治天下”的司马昭，听信跟前红人吕巽的一面之词，逮捕吕安。吕安不服，揭发吕巽丧心病狂之举，并引嵇康为证。
嵇康知道此事后，怒不可遏，愤然写下《与吕巽绝交书》，并保明此事。但，司马昭不听其言，反而将嵇康、吕安二人琅裆下狱，判处极刑。
其实，嵇康本也可以淡泊名志，不问世事，做到潇洒从容，清静悠闲的。说起来，嵇康还是一个养生专家，这从他所著的《答客养生论》中便可窥一斑，其提出的观点是：在人们保持和增进身心健康的过程中，常常遇到五大难处或障碍，他们是：名利、喜怒、声色、滋味与神虑消散。
其中他对“喜怒”解释地很清楚：如果一个人喜怒哀乐等情绪表现地过于激烈，便会导致疾病，不利健康。相反，如果善于调节情绪，剔除不合理的喜怒，便可促进身心健康水平的提高。
在那样的一个年代，能觉悟出如此高明的养生之道，的确是很不错的。如果嵇康真能按他的这套养生理论去为人处事的话，即便他不能长命百岁，也可身强体健，快乐逍遥。可惜的是，他却“口是心非”，言行不一，以致他最终没有逃出司马家的毒掌。
矛盾性格，世所不容嵇康此人的性格当是中国文人当中最为古怪奇异的。一方面，他“意趣疏远，心性放达”，而另一方面，又“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这理应是两种相互冲突相互矛盾的性格元素，而它们偏偏就集嵇康于一身。
替吕安打抱不平之事就是他“言行不一”的具体表现。可是这只是刚刚开了一个头，入狱后，他又在狱中写下著名的《幽愤诗》，诗中既叙述了他托好老庄，不入俗流的志趣，又抒发了被司马囚于狱中的忧郁与愤懑，这显然就违背了他在《答客养生论》中所论述的要“剔除不合理的喜怒”原则。
这样的一种矛盾，又怎么能使他如陶渊明那样地怡然自得，如李白那样地豪放洒脱呢？尽管他们都可以算得上是庄周的门下弟子。
嵇康身上所表现出来那种“轻肆直言，遇事便发”简直就到了让人瞠目结舌的地步。试看他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对于山涛劝其为官，嵇康所表现出来的完全是一种愤然的态度，在这篇文章中，他将司马所把持的朝政与他所提倡的名教，以激烈的言辞批驳得面目全非，同时对原为其友人的山涛也颇多讥诮讽刺之语，其中最有名的段落要属他所论述的“必不堪者七”与“甚不可者二”。
此段既是绝交书的中心议题，也是他个人给自己定下的处世准则。从这之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正统的“名教”思想是有相当大的抵触情绪的，不愿为朝廷官吏，说一旦这样自己就有七件不能忍受的事情，如自己喜欢抓虱子，穿上了官服就十分不便，这是自己很难忍受的事情等，以戏谑讥刺的文字将以司马为首的统治势力贬低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更有甚者，是他对正统的儒家学派正面的大肆挑衅，“非汤武而薄周孔。”这样就与当时奉行“儒家”治国的封建王朝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就连他自己也以挑衅或轻薄的口吻说：“这是我做人的最大坏处。”
以上便是他平生主要的所作所为。嵇康的一生就是在“喜老庄”与“好任侠”这样一对水火不容的矛盾的反复纠缠中度过的，一方面，他以老庄的“无为”思想做到了“意趣疏远，心性放达”，而另一方面他又在潜移默化中以墨家的“侠义”精神“轻肆直言，遇事便发”，这样的一对矛盾积聚于他一身，让他形成了乖张怪癖，狂傲妄为的性格，以致于本是高雅之士且人缘极好的嵇康最终难逃一劫，惨遭毒手，可悲！可叹！
倘若嵇康没有英年早逝，那么在中国的文学史上或音乐史上是不是又可以添几部伟大的佳作呢？从这方面而言，嵇康的确是令人惋惜的。
然而，嵇康的个人举止是十分不堪的。他本是英俊潇洒，玉树临风，可偏偏个人行为上颇不检点。弄得自己龌龊邋遢，这符合中国读书人的审美标准吗？
无论儒，还是佛、道诸家都是不能接受的吧。山涛推荐他进朝为官，无论是出于好心还是歹意，委婉拒绝即是，何必那么锋芒毕露地颇多讥诮戏谑之辞，更何况，山涛总还是与他结交一场，这恐怕也不符合中国人向来重视的“仁义”观念吧，相反，山涛倒是比他慷慨大度地多，在嵇康死后，山涛按其所托，将其子悉心培养，终成大才。
结语嵇康在赴刑场前，从容不迫地弹奏了一曲流传千古的《广陵散》，他“目送归鸿，手挥五弦”，在他高超潇洒的演绎下，曲音慷慨悲壮，哀恸人心，这应成为他人生最后的也是最洒脱、最豪迈、最能彰显其人格魅力的时刻，嵇康终于作了回真正的自我！
嵇康以此结束了悲苦的短暂的一生。但愿他死后，能乘上庄周笔下的那只鲲鹏，潇潇洒洒地遨游九天，将他那伟大的音乐与诗篇穿梭于时空，传遍中华神州的每一寸土地，让人们怀着敬仰而又喜悦的心情，去聆听，去感悟，去传诵。代代繁衍，生生不息。这才是人们心中最需要的那个嵇康！
参考资料：
《晋书》
《世说新语笺疏》
《与山巨源绝交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