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已是百年身。这句话用在三位战犯身上，简直是再合适不过了：当年他们因为不同的原因转换阵营，有的去了复兴社特务处，有的加入老蒋军队。

一般来说，转换阵营都会被视为叛徒，这些“叛徒”有一段时间比较风光，结果好景不长，他们在解放战争中先后被俘、被抓，在战犯管理所至少又学习了十年，虽然特赦后基本都当了政协文史专员，待遇也不错，但是跟他们的“资历”相比，落差还是太大了。

能进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文官至少是厅长，武官至少是少将，只有一个章微寒是保密局浙江站上校站长——他之所以回炉改造，是因为他在投诚并被公安局录用后，还在跟毛人凤眉来眼去，在他家还抓住了一个从台湾潜回的特务。

章微寒进战犯管理所是个特例，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看了那些战犯的军衔也会发笑：老蒋手下怎么有这么多中将？杜聿明王耀武是中将，他们手下的兵团司令是中将，兵团司令下面的军长也大多是中将，有些师长居然也是中将，这么多中将凑到一起，谁指挥谁？

在老蒋手下，晋升中将比较容易，晋升上将却难于登天，所以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只有一个上将王陵基，当了蒋系“中执委”的山东省主席王耀武，权力比王陵基大许多，军衔之间却隔了一道鸿沟，其中主要的原因，是这些中将“太年轻”——王耀武杜聿明同岁，都是1904年出生，读者诸君当然能算出他们被俘时也就四十多岁，而王陵基是1886年出生，跟老蒋还论过“同庚”。

王陵基打过老蒋耳光，王耀武、杜聿明、黄维等人一直跟着老蒋混，进了战犯管理所虽然心有不甘，但还说不上有多后悔，而另外三位中将，在我方的资历之深，说出来能吓人一跳。

咱们今天要说的这三位中将级“叛徒”，分别是1961年12月25日第三批特赦的第七十三军中将军长韩浚、1975年3月19日最后一批的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文强、徐州“剿总”办公室中将主任郭一予。

文强的故事，笔者写了很多，他的社会关系和资历，有些还真不能细说，能说的，就是他1925年6月就在长沙艺群美术专科学校加入主青团，1926年1月同时加入国共两党，同年3月脱离国民党，公开共产党员身份。1927年文强参加八一南昌起义的时候，已经是贺龙领导的二十军第三师党委成员、少校连长，同为连长并与文强在黄埔学生队住过一个宿舍并打过架的林同学是上尉——两人打架的故事，以及两人的军衔，在《文强口述自传》中有充满感情的详细回顾。

文强在军统时期，就已经晋升中将，而且是正式由老蒋签发铨叙令，比戴笠那个“中将副局长”含金量还高。

文强一直不承认自己是“叛徒”，他多年后在《口述自传》中还坚持这一观点：“我一直都是爱国爱民，没有做过什么坏事，既没有杀害一个共产党，也没有破坏共产党的组织。我曾经是共产党员，我脱离共产党是因为……我如果当时不走，恐怕今天早就没有我了，我问心无愧。”

文强说自己无愧而不说自己无悔，是因为他当时在我党已经做到相当高的级别，如果不赌气的话，前程可谓不可限量，他在《口述自传》中自豪地回忆：“1930年，四川省委委员兼军委书记李鸣珂牺牲，省委要我接替他的这个位置，当了省委常委，后来，我当了川东特委书记，我领导二十三县，那时，另外一个苏区只有十二个县。我负责二十三个县，是很大的一块根据地。”

文强出生于1907年，二十三岁就领导二十三个县，另外那个苏区他也提到了名字，为了尊重起见，咱们就不说了。

文强当时在我党的级别高得令人难以想象，如果他不负气出走并跟上级失联，后来会发展到哪一步，笔者真是不敢想象。

因为闹意见，文强几经辗转被戴笠笼络，先后担任浙江中央警官学校情报参谋训练班中校政训员、参谋本部谍报参谋训练班任政治指导员、参谋本部的上校参谋、复兴社特务处驻上海办事处上校处长兼苏浙行动委员会人事科科长、忠救军少将政治部主任、军事委员会少将高级参谋、军统局华北办事处主任兼冀察战区挺进第八纵队司令和第一战区调查统计室主任、军统局北方区区长兼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兼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东北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处长，并于1946年在胡宗南孙连仲联名保举下正式被老蒋下令晋升中将军衔。

文强三十九岁正式晋升中将，然后就升不上去了，不管是在长沙绥靖公署当办公室主任兼第一处处长还是到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当副参谋长、代参谋长，军衔都是中将。

1949年1月文强以中将军衔被俘，直到1975年才最后一批特赦，如果当年不是运气不好，在上海美没找到他的入党介绍人把问题解决，就可能跟陈赓将军一起去探望另一个“黄埔一期学长”郭一予了。

我们在电视剧《特赦1959》中并没有看到郭一予的形象，是因为那形象有些不堪，文强和沈醉在回忆录中都对他评价不高。

文强参加过南昌起义，但郭一予资格比他还老：郭一予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长沙平民学校和工人夜校当过教务主任，那两所学校是谁办的，读者诸君可以自行查阅。

革命低潮时，郭一予背叛了组织，一直在蒋军搞政治工作，被俘时已经是徐州“剿总”政务委员会委员、办公厅中将主任了，但不知他跟文强谁在徐州的地位高。

郭一予跟文强同一批特赦，却并没有留在北京，而是回湖南当了省政协委员、省参事室参事，跟享受厅局级待遇的文强沈醉相比，无疑是差了不止一个档次。

文强太犟，郭一予太松，叶立三的历史原型之一韩浚则是一个很难以评价的人物，他是黄埔一期生，没赶上南昌起义，却参加了秋收起义，秋收起义是谁领导的，当然也不用笔者来说，大家都知道。

韩浚不但是黄埔一期生，还是苏联红军大学毕业生，他没赶上南昌起义，并不是不想参加，而是另有原因，参加过秋收起义的黄埔四期生陈树华回忆：“我们到武宁，到靖安到奉新，韩浚当时是参谋长，我们追八一起义部队追不上了，于是决定部队交余洒度代理师长。韩浚、卢德铭到中央（武汉）去请示。”

卢德铭和韩浚没赶上南昌起义大军，就在修水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卢德铭，副师长兼参谋长韩浚，政治部主任辛焕文，韩浚回忆：“毛委员来到了铜鼓、修水领导秋收起义，毛委员是前委书记。卢德铭在铜鼓会见到了毛委员，研究了秋收起义的具体行动计划。1927年9月上旬，轰轰烈烈的秋收起义在毛委员领导下爆发了，卢德铭担任秋收起义部队的总指挥。”

《井冈山斗争口述史》中有很多老前辈多次提到韩浚，韩浚自己也有回忆，但是韩浚为什么跑到老蒋那里，最后还当了中将军长，当时的战友范树德（1975年特赦）也不太清楚：“我当时是管后勤的，我不是上前线的，我在武昌任少校团副兼辎重队长时，韩浚就是中校参谋长，我一直不知他们是怎样离队的，我们一般干部也不好问。”

韩浚离开红军，一路做到中将参谋长，最后在莱芜战役跟李仙洲一起被俘，据说他应该算主动投诚，所以他比文强和郭一予早十多年特赦，这对他来说，也是不幸中的万幸了——特赦后的韩浚回到湖北担任省政协文史专员，并于1977年当选为湖北省政协委员、常委。

文强、郭一予、韩浚三人能在老蒋那里当中将就已经到头了，以他们的特殊资历，想像王耀武、杜聿明、王陵基那样当封疆大吏是不可能的。

表面上“委以重任”，实际早已被划入另册，这三个贴着“叛徒”标签的中将，在老蒋那里肯定升不上去，会不会被老蒋当成全面溃败的替罪羊也很难说，笔者最后要请教读者诸君的，是另外一个问题：以文强、郭一予、韩浚的资历，如果一直留在红军不走，最后的职务应该相当于我军那位将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