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稿/赵日尧

编发/史乎文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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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1月3日，我应征入伍。到部队后，在通信团教导队进行了为期十个月的无线电维修培训后，我被分配到易县机场通信营修理所，成为了了一名无线电技工。

在通信营修理所当了两年多无线电技工后，1978年8月的一天，营部和所领导分别找我谈话，说导航连定向机是技术含量很高的导航设备，需要技术骨干，因此决定调我到导航连定向台工作（当时，我们通信营有三个连，一连是报务连、二连是外线连、三连是导航连）。接到命令后，我回宿舍整理好行李，然后背上背包，就去了导航连。当时的我，想法也很简单，咱当兵的，哪里有需要，就到哪里去。

任何一个机场，为了保证飞行安全，特别是安全着陆，都有一套导航系统。飞机在空中时，是靠着罗盘导航大致有一个方位，但接近机场时，就完全靠导航系统了。当时，我们定向台距离机场跑道延长线大概有三千米，与远距（远距离）导航台毗邻。无论是近距导航台（距离机场跑道延长线大概一千米），还是远距导航台，都是与飞机同频率固定连续发射无线电信号，经飞机接收后，引导飞机校正机场跑道方位。

定向台，顾名思义就是为飞机在一定空域内确定航向，引导飞机精确定位机场和降落在跑道中心线。其原理也不复杂，就是定向机将接收飞机发射的无线电波，经一系列元器件转换为扫描线显示在荧屏的刻度上，荧屏上有从零到三百六十度刻度，每个刻度都表示一个方位。比如，三百六十度表示机场在飞机正北，九十度表示正南，零度表示正东，一百八十度表示正西，其他度数都在这些方位之间，所以一说多少度，飞行员就知道机场的方位了。

而且，飞行员在空中说话时，都是使用规范用语。比如，飞行员对我们定向台常见的规范用语就有这几句，“3号（定向台编号），209（飞机编号）要航向”，我们回答，“209航向57（7不念七，念“拐”），或209航向机场上空”，飞行员再回复，“明白”。

一般天气很好，如晴空万里、万里无云时，飞行员用眼睛就可以看到机场对准跑道，也不用我们定向。只有在空中迷航、或天气不好、或飞仪表（座舱用黑布遮盖，完全靠仪表指示）、或飞复杂气象时，才需要我们进行定向。要知道，扫描报出误差一度，飞机就要偏离跑道中心线三米，误差两度，飞机就降落在跑道外了。因此，定向员的工作十分重要，所以领导经常说，“定向台平时不用你们，但到用时绝对不能出错”。

当时，我们定向台有三名定向员，一名油机员（台里配备一台发电机，在停电时要确保正常供电），每天不用出操，也不检查内务，轮流值班。我们每天的工作，就是在宿舍等候机场电话，准备随时上车开机。到上机值班时，就辛苦一些，冬天时，棉衣裹着棉大衣；夏天时，就只穿一件背心。但只要不值班，在宿舍看书、写家信、聊天都行，倒也十分自在。

定向台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开机校正机器。但无线电设备，特别是这种定向机，各类元器件有上万个，往往检查时好好的，一用就出问题。有一次，正轮到我值班时，飞行员要航向，我先看扫描线形状，飞机已飞至机场上空。但当飞行员再要航向，要校正对准跑道时，扫描线却乱了，也就是跑道在西南方位，扫描线却指向相反的东北方位。

当时看到这种情况，我一下就急了，但飞行员在空中，又连续三次要航向。没了办法，我只好凭着经验试着报航行，可飞行员说航向不对。紧接着，机场带班指导员电话就打过来了，急促地问我航向怎么回事。我如实向指导员报告，说机器突然出现了故障。听了我的话，指导员又让我赶紧排查，尽快处理好故障。

但这定向机里的上万个元器件，只要有一个出了问题，结果都是扫描线不正常。这种情况，我在教导队学习的故障排除法，根本来不及。于是我又打开机器箱体，发现也没有焦糊味（一般元器件烧了，都会有一股焦糊味）。于是我又仔细思考，感觉可能是元器件接触不良，我又想起学过的敲击修理法，于是就用力一推合上箱体，然后再重新打开机器，没想到，扫描线居然正常了。就在飞行员再次询问航向的时候，我及时的把航向报了出去。这时，我听到了飞行员大声的回答，“明白”。

听了飞行员的回复，我松了一口气，因为这说明我报的航向，与飞行员的判断一致。因此，没一会儿，我就看见一架飞机从我的头顶呼啸而过，然后准确地驰向跑道。见状，在场值班的指导员，也立马打来电话表扬了我，说我排除故障很快。这件事我后来又仔细分析，感觉不是机器故障，可能是从发电厂发出的交流电相位反了（很少出现这种情况），就是交流电的副半周先到了负载上，这种情况导致的结果，就是扫描线反映在荧屏上度数正好相反。

就在这件事发生不久后的一天下午，当时的我，正坐在宿舍看书。这时，值班电话里忽然传来指导员的声音，“小赵，你现在上车看看机器，是不是出了什么故障”。当时值班的是另一位老兵（1976年兵，我俩关系很不错），平时专业技术也很过硬。光阴似箭，到今天，转眼四十多年过去了，写到此时此刻，写到这位战友时，我还真是有点想念他。

虽然这位战友，专业技术也很过硬，但我一听指导员点名让我前去，心里还真是有点犯嘀咕。但没办法，指导员已经发话了，我只好硬着头皮来到车上。到了车上，听战友一说故障现象，我心里顿时有了谱。原来，这次的故障，与我上次碰到的故障一模一样，于是我立马告诉值班战友怎么处理，“你先拉出箱体，再合上，然后开机”，值班战友按照我的方法，再一试，机器果然正常了。

远距导航台和定向台，都没有围墙，都是开放式。除了机器设备室一般“闲人免进”外，附近村子的乡亲们是我们的常客，他们经常来喝口水、歇歇脚，跟我们聊聊天。当时，与我们机场相邻的一个大队，还给了我们几小块地，种上麦子、地瓜、花生后，每到夏天、秋天，我们也有一番收获的喜悦。有时，修理所的战友来了，我还给他们煮地瓜、花生吃（在所里，可没有这种待遇）。当时，我们两个台还养了一头猪和一只狗，那年，生了八只小猪仔和四只小狗仔，很是可爱。但没办法，我们条件有限，实在是养不了这么多，于是全都送给了老乡。

我们两个台（远距导航台和定向台），一共九位战士，平常一日三餐，都在一起吃（当时，我们后勤灶的伙食标准是每人每月0.65元）。但因为没有专门的炊事员负责，所以我们是每人轮流做一星期的饭，当班做饭的做什么，我们就吃什么。但因为都是些二十来岁的小伙子，做的饭根本说不上好，但只要饭熟、量大，能吃饱就行（我吃饭不挑食的习惯，也是在这时养成的）。每每遇上我做饭，虽然不太熟练，但我还是变着法的，给大家做些花卷、肉卷、烙饼、擀面条。而且，当时的我，在几天的摸索下，甚至还学会了做肉皮冻，因此大家都说，“老赵做的饭好吃”。

因为我们两个台远离机场营房（直线距离大概有三千米，再加上村庄、沟坎，每每绕路走过去，有十公里的路程），洗澡就成了问题。夏天倒是好解决，可一到了冬天，我们只能在去连里开会时，抽时间洗澡。在定向台的生活，虽然很自由，但时间一长，就有些无聊。因为台里就我们那几个人，不像在机场营房时，人多热闹。

再加上当时，我们台里没有收音机，只有一部九寸的黑白电视机，而且一到晚上，赶上导航开信标机时，由于频率相近（有干扰），电视也看不了。经常是，我们几个看电视正看得起劲，突然来电话说，让开信标机导航。闻言，我们只好无精打采的关上电视。虽然条件并不好，但我们“苦中作乐”，每天都是快乐的生活着（当时的我们想，再怎么说，我们也比偏远地区的战友们条件好，他们才是真的不容易）。

就这样，我在定向台度过了一年难忘的时光，时间转眼来到了1979年10月。10月下旬的一天，我照常工作着时，连部和营部的领导，忽然先后找我谈话，说师部因家属工厂生产需要，要借调我前去帮忙。就这样，我又收拾好行装，背起背包，去到了师家属工厂（当时，家属厂的家属们每个月工资是36元）。在家属厂工作和生活了一年多后，在1981年3月，我退伍回到地方。当时，在退伍前，两个台的战友们，还特地把我接回去，给我们两个即将退伍的老兵，举行了告别宴（现在想起，还是十分感动）。

前几年，一位在部队时关系很好的老乡，还专程来看我（我退伍时曾去他家告别，给他孩子买了罐头和橘子汁），给我捎来了他们两口子亲自剥的花生仁和晒的粉条。我很是感动，作为回礼，我给老战友买了一些天津特产（天津大麻花等等），还送给他一块手表做纪念。我跟老战友两天的相处很是开心，只是当我俩谈起定向台时，都是忍不住的叹息（定向台早已留在了历史的长河中，只剩下了几棵老乡们种的柿子树）。

到今天，我离开定向台、离开部队已经四十多年，早已物是人非，只是每每想起当年在定向台生活的一点一滴，想起当年的战友们，我还是忍不住的热泪盈眶。战友们，我希望你们安好。

我想，等有机会了，我一定要再回定向台看看，看看老乡，看看那里的山山水水，看看我曾操作过的定向机，看看那留在我记忆深处的易县机场定向台。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