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2月9日，获得特赦的末代皇帝溥仪回到北京，开始了他的公民生活。

临近年关，周总理安排了一场除夕晚宴，接见溥仪。

席间，周总理向溥仪征求了他对今后工作和生活安排的意见。

然而溥仪提出了两个想要从事的职业，却都遭到了拒绝。

1945年8月，随着日本正式宣告战败投降，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彼时身为战犯的溥仪，在沈阳被苏联军队逮捕，随后被押解至苏联境内接受监管。

直至1950年7月，溥仪被移送回国。

其后的岁月里，他先后被安置在哈尔滨与抚顺的战犯管理所内，开始了深刻的反省与改造历程。

1959年12月4日，溥仪迎来了人生的重大转折——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庄严宣布了对他的特赦令。

这位曾经的末代皇帝告别了囚禁生涯，重获自由，并作为一位普通的中国公民，开始了新的生活。

1960年的1月26日，正值除夕前一天。

周总理特别邀请了，刚获特赦返京的溥仪及其家人一起，吃了一顿“年夜饭”。

晚宴持续了三个半小时之久，期间周总理与溥仪交谈甚多。

周总理亲自向溥仪征询了，关于他未来的生活规划，想要给溥仪安排一个既适合其个人条件，又能发挥其特长的岗位。

谈及个人的职业憧憬，溥仪直言自己想要当一名医生。

过往的宫廷生活中，医学是溥仪闲暇时的爱好所在。

再加上宫中有着顶尖的医疗资源，太医院也是名医云集，使溥仪得以近距离接触学习。

他读过许多中医典籍，更在帝师朱益藩的指导下，深入研习中医理论，对各类药材如数家珍。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他花了很多时间来研究医学，不仅系统学习了医疗知识，还在医务室亲身实践。

从为患者打针、测量血压，到中医诊脉、针灸等疗法，皆是驾轻就熟。

然而，当周总理听闻他这一想法时，却婉言相劝：“你给人家治病，治好了没事，治坏了就会有闲言闲语，这样不好。”

周总理深知，尽管溥仪已是一位平凡的公民，但其特殊的身份仍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舆论风波。

如果没有治好病人或是出了什么状况，难免招致非议与误解，这对于溥仪本人乃至社会都是不利的。

后来又有人提议，让溥仪到故宫博物院工作。

毕竟故宫曾是溥仪的家，他对那里的了解是很深的。

然而这样的安排，也未能得到周总理的认可。

究其原因，还是溥仪的特殊身份。

尽管清朝的统治已成过往云烟，但社会上仍有不少人对这位末代皇帝抱有很大的好奇。

封建帝制的阴影，在某些人的心中仍旧挥之不去。

他们很可能会将溥仪视为一种特殊的“展品”，而非普通的工作人员。

如果溥仪真的在故宫博物院任职，很可能扰乱故宫的正常秩序，造成不必要的混乱。

后来经过周总理的深思熟虑，溥仪于1960年2月被分配到了北京植物园，担任园丁及售票员。

一年后，他又被调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资料专员。

不得不说，溥仪这两个被拒绝的职业，如今还都是热门职业呢！

从末代皇帝蜕变为普通公民，溥仪的后半生是一段深刻的“改造”历程，期间也发生了不少趣事。

1959年末，得到特赦的溥仪重获自由，回到了北京。

五妹韫馨和妹夫万嘉熙到车站去接他，到自己家中暂住。

第二天，溥仪先是到民政局报到，随后就立刻前往派出所办理户口登记。

当工作人员听到“爱新觉罗·溥仪”这个名字时，不禁微微一愣。

随后仔细核对特赦令，郑重地将他的名字登记在底簿，协助他完成户口登记的手续。

在填写文化程度一栏时，溥仪与登记人员都犯了难。

实际上，溥仪的文化程度在当时的社会算是很高的，甚至还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

但他自幼接受的是皇室精英教育，没有获得任何文凭。

工作人员犹豫了许久，最终填上了“初中”。

家庭住址，也令登记人员颇为头疼。

对于溥仪而言，紫禁城当然就是他的家。

但时代的变迁，早已让那里成为了公众的文化遗产——故宫博物院。

经过一番商讨与考量，最终填上了五妹韫馨与妹夫万嘉煕的家——西城区前井胡同6号。

接过工作人员递来的崭新户口卡片，溥仪双手微微颤抖，满是感慨。

他向工作人员深深鞠了一躬，以示感激。

这张小小的卡片，对他而言却是意义非凡。

在过去的岁月里，无论是紫禁城中的幼主，还是满洲的傀儡皇帝，他从没有这样公开使用过自己的名字。

他是末代皇帝宣统，也是伪满洲国的康德皇帝。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时，他更是失去了自己的名字，只有一个冰冷的“编号981”。

如今，这张户口卡上，赫然写着他的本名，爱新觉罗·溥仪。

这是他新生活的起点。

1960年2月，溥仪开始在北京植物园工作。

起初他因为缺乏专业知识，只能负责打扫卫生和浇水这种简单的工作。

或许是因为这来之不易的新生让他非常珍惜，溥仪工作很认真，也肯努力学习园艺知识。

不久之后，他就被调至更为专业的扦插繁殖温室工作，成为了技艺娴熟的园艺师。

工作之后，溥仪首次拥有了众多“同事”，这对他而言，无疑是一件既新奇又温暖的体验。

在植物园工作的日子里，他和多位同事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交到了不少朋友。

植物园主任俞德浚，这位20世纪40年代就在英国爱丁堡大学，深研植物学的园艺界泰斗，对溥仪的影响很大。

俞主任曾送给溥仪一本《植物园手册》，溥仪如获至宝。

不仅认真研读，还细心做笔记，甚至亲自采集标本，努力钻研植物学。

植物园党总支书记田裕民，是一位早年投身红军、历经战火洗礼的老革命，和溥仪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田书记常常邀请溥仪到家中做客，两人还时常一同鉴赏新购藏的清代文物，交流心得。

与溥仪同在一个院子里居住的胡维鲁，也是一位老红军，新中国成立后任公安部队大校。

早上起床之后，溥仪总是跟着他一起练太极拳，周末也经常结伴乘坐植物园的车回城度假。

参加工作的第一个月，溥仪拿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整整60元。

在那个年代，60元可不是个小数目，足以支撑一个家庭几个月的开销。

溥仪那时候住在单位的宿舍里，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没有太多开销。

这第一笔工资要怎么花，他考虑了很久。

最后，想到自己的被褥还是从战犯管理所带回来的，溥仪决定给自己添置一床新被子。

他自己去买了棉花和布面，拜托同事帮忙去做。

拿到新被子时，溥仪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据溥仪自己回忆，那天那特别高兴，甚至连困扰他多年的失眠都好了不少。

这是他第一次通过劳动赚钱，也是他第一次用自己赚来的钱给自己添置东西。

或许也是第一次，他真正感受到了自我价值。

在植物园工作一年后，溥仪被调往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文史专员。

他的工资从原先的60元涨到了100元，撰写文史资料还有额外的稿费。

换了新工作后，他的业余生活也丰富了不少。

有一次，几位同事要到故宫去，溥仪曾在紫禁城居住多年，自然成为了他们的向导。

用溥仪自己的话来说，他在紫禁城生活那么久，就是闭上眼睛也知道走到了什么地方。

那时候，故宫太和殿还可以走进去参观。

再次踏入这金銮殿，溥仪一直盯着龙椅看，最后以游客的身份，小心翼翼坐了上去。

有人提议为他拍一张照片，但溥仪却拒绝了。

当被问及原因时，他沉思片刻，缓缓道：“这龙椅并不好坐。”

过往帝王生涯的真实感受，只有他自己最清楚，却难与外人道。

在游览故宫的过程中，溥仪仿佛回到了童年，那些熟悉的场景与景物，勾起了他无尽的回忆。

然而，随着他的观察，溥仪很快也发现了一些问题。

故宫中的许多摆设与记忆中的不符，甚至存在一些明显的错误。

比如西暖阁有一扇暗门，如今却被堵住了。

这道门是用于紧急逃生的，是皇帝在紧急情况下保命的秘密通道。

光绪皇帝寝宫中，有一柄宝剑被随意地挂在了侧壁上。

但据溥仪回忆，这柄宝剑之所以被置于寝宫之内，是因为有大喇嘛开过光。

必须要挂在门正对着的墙上，才可以镇宅辟邪。

而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光绪寝宫中挂的照片竟然不是光绪本人。

溥仪见了，立刻找到工作人员，指出了这处错误。

工作人员还是头一次遇到有人来故宫挑错的，他不知道溥仪的身份，只当他是普通游客。

于是一再强调照片没有错，是他认错了。

溥仪听了，指着照片笑道：“我是爱新觉罗·溥仪，照片上的人是醇亲王，是我亲爹。你说我可能会认错吗？”

话音刚落，整个房间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工作人员面面相觑，陷入了沉默。

那场面，又尴尬又好笑。

溥仪的一生，无疑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复杂、传奇的一页。

他生于清朝末年，那是政治动荡、内外战乱交织的时代，大清王朝已如风中残烛，摇摇欲坠。

自小便被卷入了政治的漩涡之中，其人生也充满了波折与无奈。

清朝灭亡、民国建立、日本侵略者的铁骑踏入中国……

历史巨变中，溥仪三次登基为帝，又三次被迫下台。

年幼即位时，溥仪还只是一个懵懂无知的孩童，对于皇权、政治一无所知。

随着清朝的灭亡，他被迫退位。

后来他试图复辟大清，但终究未能成功，反而成为了他人手中的傀儡。

在日本侵略者的扶持下，他再次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但这一次登基却充满了耻辱，他成为了日本侵略中国的工具。

溥仪的特殊身世和经历，使他成为了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历史人物。

溥仪被引渡回国时，正值轰轰烈烈的三大改造时期。

社会主义制度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稳步扎根，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如火如荼地向前推进。

为了促进战犯的改造与思想转化，中共中央对战犯实施了“一个不杀，集中管理教育”的宽大政策。

抚顺战犯管理所，实行了一种新的教育模式，核心举措之一就是组织战犯们写个人悔罪材料。

这些材料被统一命名为《我的前半生》，旨在引导战犯们深刻反思过往，彻底告别旧我。

对于溥仪而言，撰写认罪书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起初，由于缺乏真诚的认罪悔罪意识，他往往避重就轻。

下意识地回避与日本人勾结的罪行，或是试图为自己的行为辩解。

然而，在战犯管理所工作人员的耐心引导下，溥仪逐渐放下了心中的防备与侥幸心理，开始正视并深刻反省自己的过错。

经过一番努力，他最终完成了长达20万字的认罪书《我的前半生》。

战犯管理所将溥仪撰写的这份认罪书油印成册，成为了政法界和史学界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

还被公安部送给了包括毛主席、周总理在内的中央领导审阅。

周总理看完后，给予了高度评价。

他对溥仪说：“你敢于彻底揭露和反思自己的过去，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作为末代皇帝，肯这样暴露不容易。沙皇、威廉的回忆录，都是自我吹嘘；英国的威尔斯亲王也不例外。历史上还找不出这样的例子，你创造了一个新纪元。”

刚被引渡回国时，溥仪心中恐惧不安。

他先是担心自己会被判死刑，后来又悲观地认为余生将在战犯管理所中度过。

然而，在经历了长达十年的关押与改造后，溥仪终于重获自由。

时任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的金源，见证了溥仪的转变。

他回忆道：溥仪在重获自由之际，痛哭流涕地回顾了自己前半生的罪恶历程，言辞之中充满了悔恨。

那是对过往罪行的忏悔，也是对重获新生的感激。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与国际交流的日益频繁，许多国际友人来到中国，都想要见一见这位末代皇帝。

他们难以想象，昔日的帝王竟然能够适应普通公民的生活。

在一次外交场合上，周总理风趣地向一位外国元首介绍溥仪：“这位便是过去中国的宣统皇帝。”

话音刚落，溥仪便迅速起身，接道：“今日光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溥仪。”

1963年，日本自民党议员阿部文男在北京见到了溥仪，问起了他生活的变化。

溥仪坦言，过去的生活看似尊贵，实则剥夺了他作为一个人应有的能力，使他变得脆弱不堪。

相反，成为普通公民后，他学会了独立生活，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与幸福。

“过去当皇帝都是受制于人，并不自在。虽是在北京出生，却连北京什么模样也不知道。过上了公民生活，才有了真正的自由，有了真正的幸福。”

可以说，是后半生的改造，让溥仪找回了真实的自我，过上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

他不再是那个被历史洪流裹挟的末代皇帝，而是一位拥有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的普通公民。

参考文献

王玉龙《末代皇帝后半生与新中国的不解之缘》

李淑贤、王庆祥《溥仪后半生活得更有人格》

本文由“文史江山”原创，已开通全网维权，未经授权不得转载，侵权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