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伟建
父亲黄作梅在新华社海外分社的日子
黄作梅（1916—1955）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打破国民党的舆论封锁，便于国际社会了解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与解放区的真相，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中国共产党先后在上海、 香港等地创办或复刊了多家英文杂志和华文报刊，并开始创建新华社海外分社。
我的父亲黄作梅自 1946 年起，在香港和伦 敦先后参与了《中国文摘》的创刊、新华社香港 分社与伦敦分社的创建工作：1946 年底，他成为 《中国文摘》的发行人；1947 年 6 月，他参加新 华社伦敦分社创建工作并担任第一任社长；1949 年 8 月，他由伦敦回到香港，出任新华社香港分 社第二任社长，并于同年10月起先后任中共香港临时工委负责人与香港工作小组组长，直至 1955 年 4 月乘“克什米尔公主号”参加亚非会议途中罹难。
任《中国文摘》发行人
说到《中国文摘》，还要先说一下《新华周刊》， 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华周刊》是《中国文摘》的前身。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实行严格的新闻封锁，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观点和 看法难以为国际社会知晓。为了打破国民党的舆论封锁，便于国际社会了解中国内战的真相，在 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1946 年 5 月 17 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办英文期刊《新华周刊》（New China Weekly）。该刊 16 开大小， 发行人为周 恩来的秘书龚澎，总编辑是乔冠华。该刊“主要 向世界报道中国国内形势，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方 针、政策，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和挑动内战的 阴谋……出版后发行至世界各大城市，并分送各 外国驻沪机构”，但“该刊出版第 3 期后不久，就被国民党当局强行查禁”。（朱伊革《中国文 摘的出版发行与对外传播》，原载《中国编辑》 2018 年第 9 期）
随着国共谈判破裂，全面内战即将爆发， 中国共产党为了储备干部和进一步开展与加强党 的对外宣传工作，迫切需要转移文化宣传战场。 香港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政治环境，成为中共 开展对外传播的首选之地。“二战”结束后，港 英当局出于维护在华利益和对香港殖民统治的考 虑，对国共两党都采取沟通联络的两面政策。曾 在中共香港工委工作的乔冠华回忆道： “英国当 时对中国也采取两面政策，一方面和蒋介石拉得 很紧。另外，他对我们也不拒绝。”此外，港英 当局对新闻报刊的出版发行政策宽松，一般的报 纸、刊物，无论其政治立场如何，只要缴纳 3000 元港币的保证金，即可注册出版。港英当局还取 消了新闻检查制度，这为中国共产党在港开展传 播工作提供了较为宽松有利的环境，香港也因此 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海外的宣传中心。
1946 年 10 月，周恩来安排了一大批中共文化名人和国际问题专家前往香港，其中就包括 乔冠华、龚澎夫妇。他们夫妇二人抵港后，乔 冠华主要负责新华社香港分社的筹建工作，龚 澎负责筹办《中国文摘》，任杂志主编。龚澎 等人充分利用香港特殊的政治环境，利用《正报》 《华商报》等中共华文报刊在香港复刊的契机 以及香港相对宽松的舆论管制环境，克服重重困难，于 1946 年 12 月 31 日创办了向海外发行 的英文期刊《中国文摘》。
黄作梅在伦敦工作 期间于住处前留影
《中国文摘》立足香港，打破了战后初期国 民党海外舆论宣传一统天下的局面，向海外读者 及时报道国共两党之间的斗争以及中国共产党对 时事的看法，大力传播共产党关于新民主主义的 路线、方针、政策，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对于帮助海外人士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 真相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沟通中共与海外的重 要渠道和中共对外传播的重要窗口。
龚澎精通英文，该刊的很多重要文稿，包括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都由她来翻译。中 国共产党出于在港对外传播工作的谨慎，有意弱 化该刊物的党派色彩，特意安排我的父亲黄作梅 作为该刊的发行人。父亲是香港人，在日军占领 香港前曾任职港英政府，后参加东江纵队工作， 在日军占领香港期间积极营救被日军囚禁的英军 官兵和国际友人，并获得英王乔治六世授予的 MBE 勋章。父亲的特殊身份使得该刊在香港能够 较为顺利地创办和运行。选父亲作发行人，是周 恩来亲自指示的。“1946 年 10 月 29 日，周恩来 致电中央转方方、林平并香港工委，指示：英文 杂志可先出版，即以黄作梅为发行人出面，新华 分社望与（章）汉夫、乔木（乔冠华）协办。” （傅颐《黄作梅——荣获英皇勋章的共产党人》， 原载《广东党史》2000 年第 3、4 期）
创建新华社伦敦分社
1947 年 2 月，父亲从香港来到伦敦，除了 身负党交给他的一项重要任务——应邀参加英 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外，还负责筹建新华社伦敦 分社。建立新华社海外分社是中共在欧洲活动 计划的一部分，父亲在伦敦见到了中共在欧洲 的代表刘宁一，分社的筹建工作得到了刘宁一 的支持和指导。
与父亲一起参与伦敦分社创建工作的还有两名当地华人。他们以私人名义登记，租用了路透社一间小房子，工作与生活环境十分简陋、艰苦。 经过多方努力，伦敦分社在 1947 年 6 月 10 日正 式成立，其标志是在伦敦出版了面向欧美国家 发行的英文新华社新闻稿。这是新华社在国外出 版的第一份英文新闻稿，刊头注明“New China News Agency”“London And European Office”（即 “新华通讯社伦敦和欧洲分社”）。在创刊号的 前言中还指出： “《新华社电讯稿》每周一期， 刊登新闻和评论。本期为第一期，刊登了两篇文 章，为读者了解中国目前的形势提供重要的背景 材料。”（万京华《新华社第一批海外分社及其创建者》，原载《百年潮》2012 年第 5 期）新 华社 60 年（1931—1991） 大事记中也记载： “1947 年 6 月 10 日，以新华社记者黄作梅名义 发行的新华社新闻稿第一期在英国伦敦出版，寄 发欧美各国。”
当年，伦敦分社主要是抄收和发布新华社的 新闻稿，介绍中国革命和解放区的情况，扩大中 国共产党的影响，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局势和变化。 父亲他们使用手摇收报机抄收新华总社发出的英 文电讯，再油印装订，寄发给伦敦报刊和各欧美 国家报刊。当时，父亲不仅忙于在英国和欧洲广 泛建立联系、搜集信息，拓展新华社英文电讯稿 订户，还不时给国内发回电报，汇报分社工作开 展情况。1948 年 5 月 16 日和 10 月 12 日，伦敦 分社曾分别两次向总社汇报工作，报告了期刊定 期和不定期的发行情况，包括发行量的增长，发 行范围扩大到东欧和英、美、加、阿根廷、日本、 印度、缅甸等国，以及英国媒体开始关注与刊登 有关中共之胜利及蒋方之失败的情况。
新华总社对初建的伦敦分社非常重视与关心，在 1948年上半年的一份业务通报中指出：“目 前我们香港、伦敦新华分社已先后成立，稿件 发行远及北欧，我们国际宣传的条件已初具雏 形，而对外宣传报道的重要性在工作中必须提 高一步。”同年 7 月 15 日，新华总社又通电各 分社： “我已在伦敦、香港等地建新华分社， 今后急需加强对外报道。”新华总社还在一份介绍伦敦分社的材料中，对伦敦分社工作给予 了肯定：“分社成立发稿以来，影响大，威信高， 新民主主义国家及英、法、印各国报纸多采用 分社消息。捷克某电台每日根据分社稿子作口 头广播。在重大事件发生时，各国记者以至政 府人员均到该（分）社探问消息，甚至还有个 别英国议员与工厂经理亦至该（分）社探询， 企图与我解放区进行贸易。总社的广播由于电 力不足，欧陆收不到。法国政府电台对中国消 息极为注意，指定专人经常寻找我方广播，并 抄收塔斯社的转播。我方每次发表重要文件时， 法国政府都向伦敦新华分社要一份。”
黄作梅与友人在英国
1948年夏，筹建新华社布拉格分社的吴文 焘到伦敦看望父亲。后来他回忆说： “我觉得 他（黄作梅）踏实朴素， 见解深沉，工作能力强， 有忠厚长者风。记得他陪我到海格特陵园去凭 吊革命导师马克思墓时，从他独立在海外工作 所得到的兄弟共产党的热情帮助， 同我谈到‘全 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伟大口号的不朽 含义。他还根据自己的经验，强调在纸醉金迷 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作生活，就要格外注意‘慎 独’，时刻不忘党和人民的嘱托。”（吴文焘《忆 南海诸亡友》，原载《人民日报》1985 年 4 月 23 日）
新华总社是这样评价父亲在伦敦分社的工作 的： “在筹建新华社伦敦分社期间，在自己身体 很坏（有心脏病） 、人手极缺和工作条件很差的 环境下，宣传了中国人民为祖国的自由独立、为和平事业而奋斗的英勇行动，加深了中英两国人 民之间的友谊，很好地完成了任务。”
参加创建新华社香港分社并出任第二任社长
父亲赴英国筹建新华社伦敦分社前，曾任东 江纵队驻香港办事处主任，亦参加了新华社香港 分社的筹建工作并作出重要贡献。
抗战胜利后，香港的经济尚未恢复，尤其是 东纵北撤后，内地许多来香港找党组织的党员干 部生活无着，党组织活动经费困难。父亲一方面 组织民间筹款，另一方面拿出我祖父战前作为港 英政府公务员的退休金，并变卖了我父亲的大伯 父不久前转赠给他的一处房产，将钱全部交给了 党组织。据说这笔款项后来用于筹建新华社香港 分社和有关组织。在香港分社的筹建过程中，父 亲负责与港府有关部门打交道、具体调集干部等， 成为乔冠华的得力助手。
1949 年上半年，为了筹备新中国的成立，大批部队、地方干部和各界爱国人士调往北京，中 共香港党组织也作出相应的调整。同年 5 月，父 亲被任命为香港工委候补委员，拟由他接替乔冠 华负责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工作。6 月，时任新华 社香港分社社长、在香港工委负责外事工作的乔 冠华在给中央的报告中称： “关于对外联络包括 与港府的交涉及与洋人一般的接触，打算由作梅及谭干接办。”
黄作梅在伦敦、香 港分社工作期间使 用过的打字机
同月，父亲结束了他在伦敦的任期，离开了 他工作两年多、亲手建立起来的伦敦分社，返回 香港。8 月，父亲正式接替赴京任职的乔冠华，出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第二任社长。同年 10 月，香港工委给中央统战部去电称： “临时工委照旧 由铁生、作梅、苏惠三人负责， 以铁生为书记。” 后张铁生、苏惠调离，由父亲负责香港临时工委的工作。
1950 年 1 月 6 日，英国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大国。 第二天，国民党当局设在香港的“外交公署驻港办事处”宣布撤离。周恩来总理向英方提出， 要援此先例，在香港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 交部特派员公署驻港办事处”，但英方不同意， 希望中国政府在港设立大使馆或总领馆。周总 理拒绝了，因为这样做就等于承认香港是英国 的领土。在这种情况下，周总理决定将新华社 香港分社升格为中国驻香港的官方代表机构。
关于新华社香港分社，港英政府一直耿耿于怀，总是想找机会否定我香港分社的官方代表机构地位。1952 年夏，港英政府向我《大公报》《文汇报》《新晚报》提出起诉，逼令三 家报社登记为一般商业机构，其最终目的是指 向我新华社香港分社。这是父亲直接领导的新 华社香港分社与港英政府方面的一次严重较量。 父亲首先争取了著名大律师陈丕士、贝纳祺和 知名会计师陈乙明等人的大力支持，同时召集 了《大公报》《文汇报》《新晚报》三报的高层费彝民、李侠文、马庭栋、李宗瀛、李子诵 等人共商大计。经过数月多方面的努力和艰难 斗争，我方彻底粉碎了港英政府的阴谋，不仅 巩固了新华社香港分社实际的官方地位，也使 左派媒体更加紧密地团结在香港分社周围。
1951 年冬，中央决定撤销香港临时工委，另成立“香港工作小组”，由父亲任组长，并交由 中共华南分局领导。父亲负责该小组的全面工作 并主管外事和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工作。
新中国成立初期，香港爱国运动高涨，时有一些过激行为发生。中央为此多次强调：“香港工作的方针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曾任 华南分局港澳工委专职副书记的黄施民曾回忆： “黄作梅熟识香港，对香港的地方工作也有较 深认识，他结合香港的实际贯彻得较好，少出 偏差。”此外，“黄作梅对外事活动有较多经验， 作风稳健沉着，香港工作小组的外事工作做得 很出色，受到外交部的重视”。
父亲不仅擅于做领导工作和外事工作，更是一名优秀的新闻工作者。他眼光敏锐，富于独立 思考能力，能够迅速分析判断国际间发生的重大 事件，及时指导新华社香港分社进行报道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新华总社的发稿量大大增加，香港分社在父亲的领导下，也从初期单一转发总社的中英文稿件，发展到向总社供稿，工作量逐渐加大，成绩也越来越显著，使分社工作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由于父亲长期在海外工作，多年来又一直处 于繁重的工作状态和艰苦恶劣的环境中，所以积 劳成疾，在伦敦工作时患上了较严重的心脏病。
但回到香港后，他从未把自己当作一名病人，工 作起来不分昼夜。为了配合国家整体的宣传方针 和外交政策，他经常撰写评论文章。如在 1953— 1954 年间，为了配合朝鲜停战谈判和日内瓦会 议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他在一年左右的时间 里，于百忙中利用每个周末的晚上，以黄傲霜、黄中流等为笔名，在香港《文汇报》“天下大事” 专栏发表了 40 余篇国际评论方面的文章。我母亲雷善儒曾回忆： “为了找一个较安静的地方，
作梅就不得不躲在一间由厨房改装的不足 6平方米的小房间内写评论。香港夏天天气湿热， 当 时又无冷气机，他经常是汗流浃背地在熬夜写作。”“他每天清晨起床，在吃早餐时翻阅当 天的多份中、英文报刊，接着前往九龙加拿芬道新华分社办公。上午，一般要处理北京新华 总社发来和分社发出的重大英文稿件，还经常要和分社的其他领导开会或研究分社的内部事 务。下午和晚上，通常是处理工委各方面的工作与事务。有时，重大的特急稿件或工作，半夜也要送到家里来审阅或处理。”（雷善儒《忆作梅烈士——我敬爱的亲人》，原载《长空英魂——纪念黄作梅烈士文集》，香港荣誉出版 有限公司，2002 年版）。在一次采访时，母亲说： “其实他（黄作梅）的生活可以说是很单调的， 工作永远是第一位的。”
1954 年，黄作梅 （右一）与多人 在香港赤柱。照 片中的人物有黄 作梅夫妇、吴荻 舟（香港工作小 组成员）夫妇、 廖一原（中新社 负责人）夫妇、 金尧如（《文汇 报》总编）等
父亲作为新中国驻港官方代表机构新华社香 港分社社长，除了主持香港分社日常工作外，还 奉命履行大量其他方面的职责。据我母亲回忆， 当年负责港澳和侨务工作的廖承志同志因重要工 作来港，为了安全和保密工作需要，我父母几乎 是全程陪同，甚至由我母亲开车接送。新中国成 立初期，我国驻外使节多是经香港往来各国，许多重要使节包括外国使节的来往，都是父亲出面接待，有时我母亲亦前往陪同。他们一起会见并 接待过的，有我国时任驻印尼大使黄镇、驻印度大使袁仲贤、驻巴基斯坦参赞郑为之、从印尼回国的父亲在东江纵队的老战友袁庚，以及当时越 南驻中国大使黄文欢等人。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任外交部第一亚洲司副 司长的裴默农曾写过一篇纪念我父亲的文章，标 题是《我有一个“堂哥”黄作梅》。该文讲述了 1950 年 6 月，他正在印度加尔各答附近的国际大 学从事“文史研究”，一天接到在香港的“堂哥” 黄作梅的一封信。“堂哥”让他迅即前往加尔各答， 迎接“三哥”申健。申健是新中国派驻印度大使馆的首任临时代办，其一行四人刚抵印度，准备筹建我驻印使馆。裴默农收到的“家书”形式的信， 实际上是将其派往驻印使馆工作的调令。一次我 在网上查找资料时，无意间发现与裴默农同期调 往我驻印度使馆工作的一秘毕朔望子女写的一篇 纪念其父亲的文章。该文记述了毕朔望当年从 瑞士国际劳工局调回外交部被派驻印度使馆工 作的有关经过。其中，提到周恩来总理给我父亲去电： “调现在瑞士之毕朔望回国，有无消 息？请再电催回外交部工作。”从上述情况可 以看出，父亲当年亦奉命参与了我驻外使馆人 员调派的联系工作。
陈翰笙早年经李大钊介绍参加革命，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曾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研究 所任研究员。父亲 1949 年 6 月从伦敦返回香港、 与乔冠华交接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职务的过程 中，于 1949 年 7 月 3 日曾就陈翰笙急需研究经 费 3000 美元事致电中共中央。同年 7 月 11 日， 周恩来对父亲关于拨款给陈翰笙的电报批语： “童与之光商拨三千美元给乔木、黄作梅，如同 意，即复。”（周恩来《对黄作梅关于拨款给陈 翰笙电报的批语》，原载《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 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年版）批语中 的“童”指童小鹏，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秘书 长；“之光”即钱之光，时任香港华润公司董事长； “乔木”即乔冠华，时任香港工作委员会书记。 其后，陈翰笙受周恩来电邀，于 1950 年 1 月回国， 后担任外交部顾问等职，可见拨款 3000 美元研 究经费之作用。
于“克什米尔公主号”上殉难
虽然英国是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方大国，但朝鲜战争的爆发，中断了两国关系的 正常化发展。1954 年 10 月，中国派出时任外交 部西欧非洲司司长宦乡出任中国首任驻英国代办 处代办。代办处成立之初，会说英语的人不多， 且大多缺乏外事工作经验。为了更好地发展中英关系、广泛开展与英国各界人士的交往，新华总 社考虑到黄作梅一直在海外工作、有长期与英国 各界人士打交道的经验，决定再调父亲任新华社 伦敦分社社长。
1954 年底，印度尼西亚、缅甸、锡兰（今斯 里兰卡）、印度和巴基斯坦五国共同倡议，在印 度尼西亚召开一次亚非国家的国际会议，并邀请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1955 年初，中国政府决定 参加亚非会议，并于 2 月中旬至 4 月上旬着手亚 非会议的会前准备工作。为了做好对亚非会议的 报道，更好地宣传新中国成立后的对外政策，新 华社总社决定，让我父亲先参加亚非会议的报道 工作，再前往伦敦履新。
1955 年 3 月下旬至 4 月初，父亲从香港赴京， 与总社领导及参加亚非会议报道工作的其他同事 共同研究有关会议的报道方案。时任新华总社社 长的吴冷西在 1955 年 4 月 24 日《前进》杂志怀 念亚非会议死难烈士的文章中写道： “他们（沈 建图、黄作梅、李平）在飞赴广州前夕到办公室 来和我告别，谈到了目前国际局势的主要情况和 对亚非会议的看法，我知道他们已经为准备启程 忙碌了一整天，本来想叫他们早点回去休息。但 是，他们是那样地认真和丝毫不苟，我们仍然详 细地研究了有关报道工作的最后安排。”
4 月上旬，参加亚非会议的部分工作人员和 记者陆续抵达香港，他们是：中国代表团工作人 员石志昂、李肇基、钟步云，中国记者沈建图、 黄作梅、杜宏、李平、郝凤格，以及 3 名分别来 自越南、波兰、奥地利的工作人员与记者。他们准备于 4 月 11 日搭乘中国向印度航空公司包租 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前往印度尼西亚，参加 4 月 18 日—24 日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大约在 4 月 8 日或 9 日，父亲及新华社香港分社有关部 门负责人陪同抵港的部分工作人员和记者游览了 香港的著名景点浅水湾等地，并一起合影留念。
1955年4月 8日（或 9 日） ，在香港浅水湾，黄作梅（前 排右二）与拟参加 亚非会议的部分工 作人员与记者合影
黄作梅在香港浅水湾
1955 年 4 月 7 日，应缅甸总理吴努邀请，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离京，经昆明前往缅甸仰光 访问，待访问缅甸后再从仰光飞往印度尼西亚参加亚非会议。周恩来在登机前，得到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面交的关于国民党特务机关已收买香港启德机场地勤人员、准备趁飞机在香港加油期间进行破坏的消息。周恩来立即指示李克农和罗青长：继续密切关注香港国民党特务动态，及时向中央有关部门领导人通报情况，并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4 月 9 日，周恩来在昆明打电话给总理办公室，要求工作人员迅即告知外交部，在 “克什米尔公主号”抵港前，立即将我情报部门获知的国民党特务准备在飞机上放置爆炸物的情况通报英国驻华代办处、新华社香港分社及在香港的部分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10 日上午，外交部有关部门负责人约见英国代办处参赞，通报有关情况。英国参赞表示，将尽快将此事转告香港当局。（熊华源《周恩来出席亚非会议纪事》， 原载《人民网》2015 年 1 月 1 日）
4 月 10 日晚，父亲接到外交部转来的有关国 民党特务将对“克什米尔公主号”进行破坏的紧 急通知。他马上与沈建图、石志昂等人连夜开会， 决定立即向驻港的印度航空公司经理正面提出敌 情警告，并派人在 11 日晨到深圳与广州联系， 请示外交部是否应向港英政府交涉。10 日午夜， 香港分社副总编辑潘德声赶到印度航空公司经理 家向其通报有关情况。该经理称，飞机仅在港停留一小时，机场禁区一般人是不能进入的，对我 们告知的情况表示不大相信。潘德声表示，我们 的消息是有根据的，希望在飞机抵港后进行检查 并派人看守。该经理表示同意，并称届时会亲自 去机场。潘德声回来后向父亲作了汇报，父亲等人再次开会，设想了可能发生的各种意外，并制订了相应的预防措施。
黄作梅一家三口合 影，婴儿为幼年黄伟建
1956 年 4 月， 国 家 为亚非会议死难烈 士在八宝山举行立 碑仪式及悼念活动， 周恩来总理出席
他们经开会研究决定：11 日，由李肇基与印度航空公司人员一起押送行李到机场；沈建图和 潘德声当夜再去见印度航空公司经理，并由沈建 图郑重提出：该公司要负责对飞机的检查、加油、 行李搬运及不准任何无关人员接近飞机等有关安全问题的具体要求。沈、潘两人回来后，父亲告知他们已接到广东外办转来的外交部电，要求他 们不必再向港府提出此事，北京方面已于 10 日 上午与英代办处进行了交涉。（傅颐《黄作梅—— 荣获英皇勋章的共产党人》，原载《广东党史》 2000 年第 3、4 期）
4 月 11 日下午 1 时左右，父亲一行 11 人按 原定计划登上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飞往 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在飞越北婆罗洲沙捞越上空 18800英尺处时，飞机右侧突然发生爆炸，紧接着， 滚滚浓烟进入飞机客舱和驾驶舱。“克什米尔公 主号”机组生还人员卡尼克在《克什米尔公主号》 一书中写道： “我从来没有想到，普通人能以那 么坚强的意志和大无畏的精神面对死亡。就是敢死队员在战场上执行必死的任务，也难免有人会微露惧色。但是这些人却具有钢铁意志。没有一 个人乱动一下，没有一张面孔流露出丝毫恐惧， 他们全都正襟危坐，似乎没有注意到右边的熊熊 烈火和客舱里呛人肺腑的浓烟。我从来没有见过 对死神如此的蔑视，也从未见过人类的勇敢可以 达到如此崇高的程度。
廖承志、乔冠华、 龚澎等人出席亚非 会议死难烈士纪念活动
我母亲曾对我说： “你父亲临上飞机前多次 向我说，要保重身体，因为当时我正怀着你妹妹， 并要我好好照顾你们。看来他是知道要有事发生 的。”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政治秘书的我的五叔 黄作材回忆说： “登机前一晚（10 日），作梅和 我们通宵没有睡觉，在谈到可能出现的危险时， 他对我们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共产 党人就是要视死如归！’”乔冠华、龚澎夫妇在 写给我们家属的信中说： “作梅终于是牺牲了， 牺牲在外交战场上他的岗位上。作为一个革命 者，我相信作梅在入党的时候早有准备，而且在 10 多年的斗争中一直是乐于为革命献出他的生命 的。他死无遗憾。”
外交部在写给我们亲属的唁函中说： “黄 作梅烈士为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努力，牺牲在和 平事业的最前线，他的精神将永垂不朽。”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签署 颁发的“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 中写道：“查黄作梅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其家属当受社会之尊崇。”
1985 年 4 月，在人 民大会堂举行亚非会议 30 周年纪念活 动后，新华社组织 烈士家属到八宝山 扫墓
1956 年 4 月，在父亲等 11 位烈士遇难一周年之际，国家为他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树 立纪念碑并举行纪念活动。周恩来总理为纪念 碑亲笔题词“参加亚非会议死难烈士公墓”， 并亲往墓地吊唁。碑文记述了父亲等 11 位烈士 的殉难经过，并指出： “11 位烈士是为了亚非 国家的和平、独立和友好，为了保卫远东和世 界和平而牺牲的。”
1965 年，国家举行了“纪念亚非会议 10 周 年”活动，周恩来总理委托有关部门，将其访 问亚非国家期间收到各国领导人的礼物，分送 给我们烈士家属。
1965 年，国家将周总理出访收到的亚非国家元首的礼品转送与烈士家属， 黄作梅家属收到的 是一套银制咖啡壶
1985 年 4 月 24 日，外交学会在人民大会堂 组织了“纪念亚非会议 30 周年”大会。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出席了会议，在会前接见了我们家属并合影。
父亲牺牲时年仅 39 岁，他离开我们已经 67 年了，但是他所从事的事业以及他的事迹却一 直在流传并载入史册。1947 年 6 月，父亲获得 英国皇室颁发的勋章，这在中共党员中是第一 个，大概也是唯一一个。1981 年，在新华社成 立 50 周年时，父亲被称为“新华社海外分社创始人之一与新华社海外第一代英文发稿人”。 2016 年，在新华社成立 85 周年之际，父亲被编 入《新华社烈士传》 一书。2019 年，由原新闻 出版总署组织编写的《中国名记者》系列丛书 从历史跨度长达 150 年的千千万万记者中，遴 选出 400 位中国近现代新闻工作者的杰出代表， 父亲名列其中。祖国和人民没有忘记他。
【作者：黄伟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