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时期，“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体现了皇室对治理权的丧失，需与琅玡王氏协商。琅玡王氏即王羲之的家族。司马家曾夺取曹魏政权，但不得不与王氏家族共享权力。司马家因各种压力和错误决策，逐渐失去了自主权。他们的行为未获民心，最终导致权力被其他家族觊觎。
司马家的江山，从一开始就漏洞百出。家族的珍宝被四面开放参观，不担心窃贼，却怕他们觊觎。司马家的人难以安稳睡眠，可想而知。
如果司马家能团结一致，发挥家族的实力，西晋不至于迅速衰败。但遗憾的是，司马家的人未能防范外界，反而忙于内讧，将家族势力瓦解殆尽。
司马炎与司马攸的算计，贾南风的权力游戏，八王之乱中的家族内斗，以及司马越的最终崛起，共同构成了西晋末期的权力斗争。这场斗争涉及了兄弟、夫妻、父子、祖孙等亲属关系，展现了权力欲望下的人性扭曲和道德沦丧。司马越虽然在混乱中获得了最高权力，但他的威望、名分、能力和实力都不足以稳定一个已经破败不堪的政权，这预示着西晋末年的动荡还将继续。
皇权在西晋时期无法独立存在，需要依赖宗室、外戚和宦官等力量支持。然而，宗室内部因“八王之乱”长期争斗，实力大减，无法为皇权提供有效支撑。外戚势力在杨家和贾家的试验中均告失败，表明其无法稳固地支持皇权。因此，西晋的政治体系下，皇权难以依靠传统力量维持稳定。
宦官势力在东汉末年已被士族集团封印，西晋时期仍未解封，仅是虚拟概念。司马越无法解封宦官势力，缺乏必要条件如培育期和皇权支持。三大势力群体均不能支撑西晋皇权，司马越只能选择与士族集团合作。历史和生活中，敌人和朋友都是临时性的，取决于需要。
士族集团对皇室的随传随到表示出合作态度，其根本原因是需要正规平台来政治转化资源。然而，由于只看重利益，士族与西晋的合作并非真心实意，更多是出于投机和观望。他们愿意在朝廷中任职，但并不完全忠于朝廷，如果形势不利，他们会立即撤离。
西晋末年，皇族与士族结成联盟。司马越掌权后，选择了王衍作为士族代表。他选王衍的原因有三：一是王衍与司马越有亲戚关系；二是琅琊王氏家族地位显赫，类似汉末的袁氏；三是王衍在学术领域影响力大。
王衍在晋朝更替期间是个表面华丽、内里空洞的人物，擅长追求虚名和投机取巧。他得到司马越的信任后，开始安插亲族掌控要地，如将王澄置于荆州，王敦置于青州，并暗示二人准备独立。东海王越认为国家动荡时依赖地方领袖至关重要，因此任命了具有文武才能的人选。他告诉王澄和王敦，荆州和青州地理位置重要，他们在外控制两地，自己在内，可以形成三足鼎立之势。王室衰微之时，这样的布局既有助于外部建立霸业，也能内部支持皇室。
王衍的计划是将他们家族置于与司马家相似的位置，如果司马家强势，老王家则成为重要盟友；如果司马家衰败，老王家可能出一位皇帝。然而，历史总是出人意料。司马睿和王导的组合颠覆了这一剧本。
司马睿是司马懿的曾孙，尽管他的家族曾经显赫，但他个人并未继承多少权力。由于各种原因，包括与叔叔的牵连，他在政治上并不突出。
司马睿在司马越掌权后能够崛起，主要得益于王导的支持。
王导，王衍的族兄弟和王览的嫡长孙，自幼便备受期待。十四岁时，他得到陈留高士张公的高度认可，预言他将来能成为杰出的政治家。成年后，王导继承了王览的爵位，虽曾被任命为东阁祭酒、秘书郎等职，但他均未赴任。他选择等待一个理想的工作平台，与诸葛亮的选择相似。
刘寔在299年成为司空，接近贾南风引发的“八王之乱”高峰。王导因刘寔年事已高且局势复杂，选择观望未入仕。随着局势明朗，应司马越之邀开始仕途，并按家族指示与司马睿建立联系，因为尽管司马睿势力不强，却是官方认可的琅玡王，与王氏家族有直接关联。
王导与失意的琅玡王司马睿结盟后，积极助其乱世中谋未来。他意识到天下大乱，全心支持司马睿，希望他能复兴。建议司马睿离开洛阳安稳生活，回封地琅琊，但司马睿未采纳。
司马睿在洛阳时，王导常劝其回归封地。司马睿曾作为左将军攻成都王司马颖，却被俘。后逃回琅琊，因亲叔叔司马鹞被杀。
司马睿在逃亡过程中，王导决定继续支持他，两人成为了经历风雨后看到彩虹的伙伴。后来，司马睿被司马越邀请出镇下邳，王导成为其帐下司马，负责军谋密策。王导在这对搭档中占据绝对主动和主导的优势，而司马睿除了帝室外，兵力、谋略等方面基本依赖王导及其家族的支持。这种关系就像夫妻共同生活，贡献大者家庭话语权增加。因此，当司马睿离开王导和王家割据江东时，他感到寸步难行，缺乏底气。
司马睿和王导在公元307年被命令接管江东，原因是陈敏军阀被消灭后，江东出现了权力真空。司马越希望借此确保南中国的稳定和物资供应。江东地区因其历史背景和地理位置，被视为割据自立的理想地盘。
司马越指派司马睿管理江东，实质上是让后者掌管西晋的关键资产，这在两人原本并不紧密的关系背景下尤为重要。司马睿与王导的接手时机恰到好处，因为司马越当时正困于固守中原的错误战略，未对江东施加影响，为司马睿集团在当地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若稍晚行动，司马越可能会被迫考虑江东作为避难所，届时司马睿集团可能就无法保持政治上的优势。
司马越与王衍、司马睿与王导的联盟，导致西晋皇室和官僚在危机中寻求南方的司马睿和王导庇护。世家大族如王家、谢家等，都转投他们。这解释了东晋“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局面。司马家族已离不开士族集团，司马睿和东晋的建立归功于王导和王家的支持。阶级感情上，王导和王家使司马睿的地位得以提升。
司马睿在江东的基础非常薄弱，几乎从零开始。他虽然担任领袖职位，但实际工作如资金注入和问题解决都由北方士族集团，特别是王导和王家完成。司马睿更像是一个名义上的领袖，真正的权力掌握在这些帮助他的士族手中。
王导对于司马睿的作用，可以类比于荀彧对曹操或诸葛亮对刘备。然而，与曹操和刘备这样的杰出人物相比，司马睿在影响力和能力上都显得不足。
有句老话说得好：“吃人嘴软，拿人手短”。因为司马家族过度依赖他人，丧失了独立自主的能力，他们实际上已经失去了与他人平等谈判的权力和尊严。这就像有人说的，“如果你选择依赖别人，就不要谈自主权”。
当下许多人像司马家族一样，过于追求功利。在追逐功利的同时，我们应保持基本的分寸和敬畏，不能只看重利益，忽视代价的可怕。如果为了短暂的东西付出巨大代价，那就得不偿失。司马家族在危难时会意识到，他们的阴谋诡计不值得。司马越在失去尊严时，会明白国家和家庭的重要性。
东晋时期，“王与马共天下”的逻辑已进入历史轨道。司马家族不该拿的东西，最终会被历史没收。他人得到的是纠正混乱、维护纲常的美名，而司马家族则背负着作乱的骂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