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9月10日，陈三发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把子孙召集到床前，嘱咐他们无论如何都要找到丈夫连德生的下落，这是她对这个世界最后的牵挂。

四十多年前，那时的陈三发还是一个青春少女，在上海这座都市，她与连德生了结婚。婚后，他们育有三个孩子，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生活虽然平淡，却也充满了幸福和温馨。

但连德生不仅是陈三发的丈夫，更是中共隐蔽战线上的一名重要成员。1931年，为了躲避国民党特务机构的追捕，他不得不匆匆离开上海，远赴香港。在香港，他写下了一封信，寄回了上海的家，这封信却成了他与家人最后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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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三发老人带着对丈夫的思念和，开始了漫长的等待。可是，连德生却再也没有任何消息传来。这份思念如同沉重的石头，压在老人的心头，让她抱憾终身。

陈三发的儿女们却始终牢记着母亲的嘱托。转眼间多年过去，终于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他们得知了关于连德生的消息。而此时连德生的孙子也已经步入了晚年。

1893年，连德生出生在浙江省绍兴市崧厦镇。他家祖祖辈辈都以打渔为生，而靠着辛勤的劳动，他父亲勉强攒下了一些家业。可在连德生还只是一个牙牙学语的婴儿时，他的父亲就早早地离开了人世，留下了孤儿寡母艰难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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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重担压在了连德生母亲的肩上。为了养活儿子，她不得不带着连德生离开家乡，来到上海讨生活。在这座大都市里，他们母子二人饱受白眼和苦难。母亲为了生计摆过摊、打过工、甚至给大户人家当过佣人。

懂事的连德生很早就开始帮助母亲分担生活的重担。他尝试过各种艰苦的工作，而这些经历让他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生活的艰辛和不易。

机缘巧合之下，连德生接触到了革命思想。他所在的上海英商电车公司爆发了工人运动，许多共产党员来到公司组织示威游行。在他们的影响下，连德生首次接触到了革命思想，并与这些共产党员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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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他们的引导，连德生逐渐了解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他明白共产党发起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让千千万万像他一样的穷苦百姓能够过上吃饱饭、有尊严的生活。随后在1925年正式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在那个时候，连德生已经是上海英商电车公司的一名普通工人，还是工人罢工运动的领军人物之一。经历了数次工人武装起义的洗礼，他得到了身边工友和组织内成员的支持，逐渐崭露头角。

蒋介石突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事件”，革命形势骤然紧张。为了保存革命力量，组织决定让连德生前往苏联暂避风头，并借此机会学习先进的革命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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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行前夜，连德生紧紧握住妻子陈三发的手，嘱咐道：“此行不知归期，家中老小就全靠你照顾了。”他的话语中充满了不舍与坚定，而陈三发也含泪点头，默默承担起了这份重任。

在苏联的一年多时间里，连德生学习着革命理论，还在实践中不断成长。回国后，他被任命为中央特科“红队”的副队长，负责执行一系列重要任务。

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深刻认识到情报工作的重要性。在“四一二”事件的惨痛教训下，中央特科应运而生，成为了我党隐蔽战线上的一支尖兵。特科由周恩来亲自领导，下设总务、情报、行动、交通四个科室，各司其职，共同为革命事业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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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德生所在的行动科，负责营救被捕同志、打击叛徒，震慑敌人。而连德生作为红队的副队长，更是身先士卒，屡次带领队员执行危险任务，成功解救了多名同志并铲除了不少叛徒。

正因为连德生所从事的工作极具危险性，他深知自己不能让妻子知道太多关于自己的真实身份和行踪。这不仅是为了保护自己，更是为了保护他所深爱的家人。因此，他始终对妻子保持着一种“善意的谎言”，而这也成为了他们之间的一种特殊默契。

在一次任务中，连德生接到了保护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驻沪特派员杨登瀛的命令。这个杨登瀛明面上是国民党的特务头子，但实际上却早已秘密加入了我党，成为了我党在敌人内部的一颗重要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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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德生化名“老李”，以保镖的身份留在了杨登瀛的身边。他凭借着过人的机智，成功化解了多次危机，不仅确保了杨登瀛的安全，还传递了我党和杨登瀛之间的情报。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次情报传递就是关于叛徒白鑫的藏身之处。

白鑫原本是中共中央军委的秘书，掌握着大量我党的机密信息。他却因为一己之私而背叛了革命，投敌叛变，出卖了我党多名重要领导干部的行踪，导致他们惨遭敌人杀害。周恩来原本也计划参加那次会议，但因临时有事而幸免于难。

在得知白鑫的藏身之处后，连德生立刻将这一重要情报传递给了中央特科情报科长陈赓。陈赓随即向周恩来汇报了情况，一场精心策划的锄奸行动迅速展开。在这次行动中，连德生不仅提供了关键的情报支持，还亲自参与了行动的执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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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利用自己丰富的经验和过人的胆识，成功地将叛徒白鑫击毙在寓所之中，为革命事业除了一害。这一行动震动了整个国民党特务系统，也让红队的名声大噪一时。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一个名叫黄第洪的叛徒浮现出来。此人的隐藏之深，他掌握了周恩来、李强等特科核心领导人的重要信息。连德生及时察觉到了不对劲，并迅速传递出了有关叛徒泄密的紧急情报。周恩来等人得以提前做出防范，成功化解了一场潜在的危机。

1931年4月，特工科行动科科长顾顺章叛变了。作为特科的高层领导，顾顺章对组织内部的情况了如指掌，他的叛变无疑给特科乃至整个中国共产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威胁。这场叛变事件，堪称是特科乃至我党历史上最为严重的危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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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顺章的叛变导致大量共产党员被捕并惨遭杀害，其中包括了党的重要领导人蔡和森。在这样的背景下，周恩来迅速采取行动，组织地下党员进行紧急转移。连德生作为其中的一员，也接到了转移的命令。

时间紧迫，连德生来不及与家人告别，便匆匆登上了前往香港的船只。在抵达香港后，他立即给妻子陈三发写了一封信。为了保守组织的秘密，以及避免家人被牵连进这场风波，连德生在信中并未过多透露自己的具体情况。

在香港的短暂停留后，连德生等人又迅速踏上了前往中央苏区的征程。在苏区，他担任了多个职务，包括医院管理员和交通科科员等，为苏区的建设和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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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时局并不容乐观。日军大举南下，华北地区岌岌可危。而蒋介石却不顾民族大义，调集重兵对红军进行围剿。1934年10月，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利，被迫开始了艰苦的长征。

为了掩护大部队长征并牵制敌人力量，近两万名红军战士被留在了苏区根据地继续斗争。连德生也接到了留守的命令，他毅然选择了留下，与战友们共同面对接下来的挑战。

在苏区根据地，战斗力量的对比是悬殊的。有战斗能力的红军战士仅有一万六千余人，而伤员却多达三万余人。在蒋介石将主要兵力转向清缴苏区之后，留守红军的处境变得愈发艰难。

连德生烈士墓

1935年3月4日，连德生与梁伯台、刘伯坚等人率领着机关人员和一部分武装力量，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中成功突围。在随后的游击战斗中，他们再次遭遇了数倍于己的粤军余汉谋部。经过战斗，连德生与几名同志因受伤被俘。

在狱中，他们遭受了惨无人道的刑讯折磨。可无论敌人如何威逼利诱，他们始终坚守信仰、不透露任何消息。最终，在3月21日这一天，连德生英勇就义，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而连德生写给妻子陈三发的那封信，也成为了他留下的最后消息。新中国成立后，陈三发虽然因保密原因对丈夫的具体工作知之甚少，但她始终坚信自己的丈夫不会无缘无故地消失。她猜测连德生可能从事着重要的革命工作，并期待着有朝一日能够与他重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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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个愿望最终未能实现。1969年9月10日，陈三发老人在临终前仍念念不忘寻找丈夫的下落。她嘱咐子孙们一定要找到连德生，以满足她的遗愿。站在奶奶的病榻前，连德生的孙子连光荣默默发誓，一定要找到自己的爷爷，完成奶奶的遗愿。

2009年，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个人电脑已经走进了许多家庭。连光荣也知道网络上汇聚着海量的信息，于是他怀着寻找失散已久的爷爷连德生的希望，开始在网上进行搜索。搜索结果与之前在上海等地寻找的线索一样，1935年之后，关于连德生的信息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连光荣在搜寻资料的过程中，他突然有了一个灵感：既然那些撰写相关文章的作者能够接触到一手资料，那么如果他们愿意帮忙，或许能找到网络上没有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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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连光荣开始主动联系一些撰写此类题材的作家。其中一位作家在了解他的情况后，给出了一个建议：既然你爷爷曾经是特科的一员，而特科作为情报单位，可能会有相关的档案记录。因此，去国家安全部门咨询，或许能找到有价值的资料。

连光荣听后如梦初醒，立刻给国家安全部门去信，详细阐述了自己的身世和寻找爷爷的迫切愿望。他的举动很快就得到了回应。国家安全部门在回信中明确告知：连德生在1935年3月，不幸被敌军杀害在江西大余县。

虽然连光荣对此已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但他仍然渴望了解更多关于爷爷牺牲的具体细节。于是，在2009年3月，他踏上了前往江西大余县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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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余县，当地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得知连光荣的来意后，给予了热情周到的接待，并积极协助他查找相关资料。经过一番努力，他们终于找到了关于连德生最后时光的珍贵资料。

2009年12月，民政部经过严格审查，正式追认连德生为革命烈士。

参考文献

1. 追忆浙江籍隐蔽战线英杰-浙江新闻

2. 俞志壮主编. 碧血丹心 浙江烈士英名录 嘉兴 绍兴卷[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