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底的一天，被戴笠派到上海负责策反汉奸的文强，刚从一家商店出来，突然被几个大汉扑上来抓住，文强还未叫出声来，便已被几个人塞进了停在路边的一辆汽车里。 坐定后，文强定神一看，才认出绑架者中的一人是曾经的军统上海别动队何天风支队的参谋主任李燮宇。 李燮宇此时横眉怒目，对文强狠狠地说：“想不到今天遇到了文将军，有仇报仇。” 文强听了一愣，紧张地琢磨着他这句话的意思，盘算着摆脱困境的办法。汽车飞快地向沪西开去。不一会儿，到了百乐门酒店。文强被带进一个房间。进屋后，他一眼便看见一个凶神恶煞般的汉子坐在沙发上。 这人是丁锡山，1938年夏，他曾受日伪南桥维持会长李天民引诱，率队投降日伪，编为浦左保安队。但他很快又设计诱杀了李天民及日军代表，率部反正，编为驻浦东地区的第八支队，他任队长。 文强曾代表军统到浦东巡视时与丁锡山见过面。以后，丁锡山的八支队又与南汇县长于陶生的第四支队、川沙县长李子明的第三支队发生火拼。由于这些游杂部队都是是原军统组建的别动队改编而成，因而他们之间的内斗被当地群众讥为“别吃别（鳖吃鳖）”。 1939年10月，丁锡山被已降日的原别动队上司何天风骗至上海，在日伪威逼利诱下，他再次率队降日，编为伪军第十二路军，丁锡山任中将司令。 文强到上海后，已将丁锡山列为策反对象，但尚未来得及与之接触展开工作。这时，只见丁锡山满脸杀气，怒目圆睁，掏出一支手枪啪地放到面前茶几上，对文强厉声嚷道：“文将军，你来得好，没想到会撞到我的手上。老子今天要为天风大哥报仇！杀不了蒋介石、戴笠，杀了你文强也可解心头之恨！” 丁锡山所说的天风大哥，是指他的红帮拜把大哥何行健，号天风。何天风原是别动队第一支队队长，后叛变投日，当上了汪伪第二路司令。 就在文强这次绑架前的几天，汪伪特工总部大宴群丑，酒醉饭饱之余，汉奸特务们纷纷到夜总会去跳舞作乐。玩乐至凌晨，何天风与原军统局上海区助理书记、叛变投日后当上了汪伪特工总部第一处处长的陈第容一起，走出沪西愚园路惠尔登舞厅时，在门前突遭军统局行动人员开枪射击。 这一制裁行动是由陈恭澍负责的军统局上海区负责的，与文强的策反委员会无关，但因都是军统，丁锡山就把账算到文强头上了。 文强见事已至此，只得靠自己随机应变扭转危局了。他急中生智，大喝一声：“且慢，看你后面！” 趁丁锡山犹疑后顾的一瞬，文强飞步上前将那支手枪夺到自己手中，并将枪口抵着丁锡山的头部，丁锡山吓得倒在了沙发上。文强举目一扫，只见丁锡山的手下喽啰在房间门口以四五支枪对准了他，他大声吼道：“谁敢动手，我先制裁了他！” 丁锡山的喽啰们谁也不敢妄动。这样僵持了一会儿，文强才缓和了语气，既对丁锡山，也对其他人朗声说道：“丁锡山啦丁锡山，你真是忘恩负义！我是冒着生命危险来救你脱下汉奸皮，你反而不知好歹。何天风就是因为当了汉奸，才人人得而诛之。”一席话说得丁锡山等人泄了气， 正在僵持的时候，房门外闻声走来两个长衫马褂的老人。 这两个老人，一个是龚春圃，湖南平江人，曾任吴佩孚手下的盐务统领；另一个是高汉声，湖北人，曾任民国初年国会议员。两人都是上海红帮头领，已被文强举荐为策反委员会委员。 两人听到文强的声音走来，一看这屋里情景，忙推开堵在门口的几个喽啰，进门问明缘由后，高汉声狠狠打了丁锡山几下耳光，骂他不是东西。丁锡山赶紧双膝跪行到两位老人面前，求两位大哥救命。两位老人指着丁锡山的鼻子将其臭骂了一通。 丁锡山痛哭流涕表示悔过。其他喽啰见状，也纷纷跪下求两位大哥宽恕。文强将缴到手的那支手枪交给了高汉声，又对丁锡山作了一番规劝。最后，高汉声与龚春圃两人护送文强安全离开了百乐门酒店。 回到住处，文强才发觉自己背心已被冷汗湿透。文强以后又通过各方渠道对丁锡山继续进行策反。但遗憾的是，他尚未见到成效，就发生了军统局上海区长陈恭澍被捕叛变事件，陈恭澍出卖了文强和其他许多军统局潜伏人员，文强无法立足，只得撤离了上海。 这个丁锡山是个迷途知返的汉子，在后来他抓住机会率部反正。但反正计划却被副师长李燮宇和二十六旅旅长宋立志向日军告密，部队遭到日军拦截。除二十五旅李启蒙部突围外，丁锡山与二十六旅和师部教导团均被日军缴械。经汪伪军事法庭审判，丁锡山被判处无期徒刑，先监禁于南京，后移解镇江模范监狱。 1944年3月18日傍晚，丁锡山旧部周士熊等12人在苏南地区新四军支持下，潜入镇江，武装劫狱，将丁锡山等十余名被汪伪当局判处15年以上徒刑的犯人全部成功救出。 在群众帮助下，丁锡山等人经新四军控制的丹阳，由新四军护送到苏中根据地，经数月学习参观后，新四军出于抗日大局的考虑，苏中分区派人将丁锡山护送回到浦东。丁锡山在了解了新四军和解放区后，非常感慨。 1948年，丁锡山在家乡组建游击队，被任命为解放军苏浙边区游击纵队司令员，在一次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