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杰 /文
五、郭松龄事件前后
1925年11月，郭松龄在河北滦州召开誓师大会、率领精兵数万人宣布倒戈反奉。
郭松龄还采取非常措施，将不附和他的师长赵思臻、齐恩铭等及团长以上军官30多人扣押起来。与此同时，郭松龄还命魏益三旅九十团团长张廷枢，率九十团先行，说服其父张作相与郭军合作。
张廷枢毕业于日本陆军步兵专科学校，因与张学良世交，自幼来往密切。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和个人经历，使他对张作霖父子有着特殊的感情。虽然他的思想倾向于奉军的新派，但当郭松龄要倒戈反奉，推翻张家父子时，他还是站在了张作霖父子一边。
张廷枢得到郭松龄的命令，正好得以解脱。23日清晨，张学良在前所火车站命一姓吴的工兵营长，火速传令张廷枢，命他速去榆关设防，抵御郭军出关。张廷枢得到张学良命令后，立即率部背叛郭军，并与齐恩铭之子齐家祯，火速赶到锦州，向张作相报告说：“郭松龄在滦州开会倒戈反奉，军队已向东开来。”张作相急做部署，命令他的十五师阻击郭军前进。
12月23日，张作相的十五师等部在兴城、连山与郭军发生激战。由于郭军源源开来，众寡悬殊，终于被郭军冲得溃不成军。郭军遂占领兴城、连山。
当时，张作霖确实做了下野的准备。想第一步先逃往大连，再作主张。后来他听了奉天省长王永江的意见，利用外交手段挽回败局，电召杨宇霆回沈阳。这时，日本关东军司令宫白川义则的代表斋藤参谋长已达奉天，趁张作霖处境危急，愿意协助张作霖解决郭松龄倒戈事件，但要张作霖答应关东军提出的五条要求。张作霖不加思索地予以承诺，遂决定集兵辽河左岸，与郭决战。吉黑两省军队奉命火速赴援。12日，张作相率领吉军抵奉天。由于奉天军撤退时破坏了沿线桥梁、车站给水设备，给郭军前进和运输补给造成了极大困难，前进速度越来越慢，给败退的奉军以收容、整顿、固守待援之机。到12月中旬，郭军才逐渐抵达新民一带。加上日方警告作战双方不得在满铁沿线10公里内作战，形势发展日趋对奉军有利。
决战前夕，张作霖召开过一次紧急会议，与会的有吴俊升、张作相、杨宇霆、王永江等。张作霖很气恼，曾提出将来如何处理郭松龄问题。吴俊升说：“郭松龄非杀不可，追随郭松龄的将领也非杀不可!”，当时，战局胜负未定，散会后，张作相有意地留在后面，等吴俊升等人走后，张作相又回来了。张作霖问：“辅忱，你有事吗?”张作相说：“郭松龄虽然反奉，但他手下都是汉卿（张学良别号）的军队，也是您老的军队，都是家乡子弟，不该处理一大片，结下子孙仇!”张作霖当时表示赞同。
决战前夕，张作相召集师、旅、团长报告情况时，对于连山败退他引咎自责，并慰问全体官兵，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感谢，没有贵罚任何一个失职的军官。谈到天冷衣薄，出现冻伤时，他流下眼泪，这使在场官兵深受感动。王之佑后来曾这样评论说：“从连山败退下来的军队，能再战获胜，官兵对张作相的感戴心情是起一定作用的。”
12月21日，郭军部署完毕，于当夜下达总攻击命令。奉军迅速被突破。22日拂晓，又有吴俊升一个骑兵团被缴械。奉军形势危急。
23日晨，吴俊升骑兵偷袭郭军后方白旗堡得手后，张学良中央奉军趁机大举反击。缴战一天，郭军被击溃。下午3时，张作相部占领新民车站；下午5时，占领新民县城。郭松龄的总司令部由刘占武营接收。郭军除郭松龄夫妇外，参谋长以下人员及一、二、三军军长均当了俘虏。张作相马上命令王之佑、李杜前去善为安抚。郭部军官很不安，有的托王之佑、李杜代存财产，有的在写遗书，室内空气非常紧张。
午夜，张作相来到郭军总司令部，亲自对郭部军官讲话。他说：“我们都是多年袍泽、乡亲至友，在这次战乱中兵戎相见，这是东北的不幸。如今郭松龄已逃走，一切过错都应由他负责。
他行前既然嘱咐大家听张军团长（指张学良）命令，这就是愿意我们再行团结。因此，人人应本着这个意见释去前嫌。在战斗中死去的袍泽已无法挽救，活着的官兵由我负责，保护大家安全。明天张军团长即可到来，你们要听他的话。我去奉天向老将（张作霖）请求宽恕。有我一息尚存，就不致再有什么不幸的事发生，请大家相信我，听我的佳音。”听到这些话，他们才稍微放下心来。
第二天早7点，张学良自巨流河到达新民车站，在火车上与张作相会见。张作相回奉天报告前方情况。临行时，张学良再三请为郭军被俘人员向张作霖请求宽恕。张作相到奉天刚进大帅府，便得悉郭松龄夫妇已在老达房子附近被穆春师王永清团长搜获、就地枪杀的消息。
12月29日晚，张作霖在大帅府召集讨郭善后会议。会上张作霖首先发言，大意是：“今天召集大家来是为了处理郭逆叛乱的善后问题。现在郭逆已经伏法，这也是大家齐心努力的结果……”接着张作霖长叹了一声说：“我叫郭鬼子这次闹的灰心极了!我对小六子（张学良小名）也痛心极了，他信任郭鬼子比信他爸爸还胜，闹到这步田地，几乎把我闹得身败名裂……妈拉巴子，可把我害苦了。”这时，张作相站起发言，很诚恳地替张学良讲情说：“汉卿今年才24岁，实在是太年轻了。被郭鬼子蒙蔽了，这次郭逆叛变给他一个极大的教训。他对于这次讨伐郭军出力确是最大的。若不是汉卿在前方指挥主力，郭不至降伏这样快。自从郭鬼子叛变以来，他已经一个多月不眠不休。也不敢跟您见面。和我见面时，每次他都流着泪说：‘没法让我和爸爸见面了!’现在他知道了错误，应该看他将来嘛。”
张作霖听着这番话，脸上已现出了一种和缓的样子。
接着张作霖向大家问道：“对于这次叛乱，其他胁从附逆分子，是否也该彻底究办，以儆效尤呢?”
会场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吴俊升、张景惠、汤玉麟等这些老派人物、素日仇恨新派分子，欲乘这个机会杀一些以泄私愤，因此他们表示说，这些东西都是郭鬼子一手训练出来的，将来恐怕还是靠不住，不如把他们一网打尽。杨宇霆因为这次平乱中在出谋划策上有所贡献，所以他坚决主张“要根除首要分子。”这时，张作相从座位上站起来，严肃地说：“郭松龄既已伏法，其他人员都是我们的桑梓子弟、多年袍泽，应该让他们戴罪立功，一律免究，表示我们的宽大，以安郭军部下之心。”
张作相这个建议，当即遭到多数人的反对，双方辩论了两个多小时，紧张空气丝毫没有缓和。张作霖这时也没有表示如何处理这件事。张作相看到形势严重，禁不住在会场中哭了起来，说：“如果非杀他们不可，那就先把我张作相杀了吧，我可不愿意再看见这不幸的惨剧在奉军内重演了。”
会场里的紧张气氛这才慢慢地缓和下来，大家最后不得不默许张作相这个建议。此刻张作霖才作了决定，说：“那就交给学良去看着办吧。”张作相接着又说：“请巡阅使即给汉卿说个电话吧，学良现在还在前方（兴隆店）听候命令呢!”
张作相洞悉张作霖的脾气，唯恐他再有反复，立即叫通新民电话，把电话机交给张作霖，请张作霖直接把这个旨意对张学良作了传达。
六、督吉八年
张作相有着传统的“保境安民”的思想，反对军阀派系斗争，主张固守关外，休养生息，训练士兵，扩充实力。基于这种思想，他在吉林督军任上，做了一些有益于民众的事。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各地大种鸦片烟，尤以军阀为最。二次直奉战争和郭松龄事件，使东北财政收支出现巨大赤字，奉票大幅度跌价，人民倾家荡产。这时张作霖的旧友阎廷瑞向张作霖建议种大烟，美其名曰：“种毒筹金”。于是奉天设立筹济总局，阎任总局长，督促各省开放烟禁，诱迫农民种鸦片烟。这一苛政，不仅引起粮价普遍上涨，更使吸毒者逐年增加，其中不乏青年男女，祸国殃民，莫此为甚。筹济总局指示吉林种鸦片时，张作相拒不接受。他说：“‘种毒筹金’是赚‘亡国灭种’钱”“我不赚那‘亡国灭种’的钱。”他向张作霖表示，吉林不种大烟，但吉林如数缴纳税钱。张作相不但禁种鸦片烟，而且在他统治的八年中，三令五申，严禁老百姓和公务人员吸毒贩毒，违者严办。
1929年8月6日，《吉长日报》报道：“（吉林省）烟禁森严。
此间当局为禁烟根本计，将规定极严厉之办法，凡贩烟售烟者，置以重典，吸者罚巨款。”张作相的这条政策，使吉林省民众减轻了鸦片毒害。
张作相到吉林不久，就筹备修筑吉海铁路，以李铭书为总办，艾乃芳为帮办，这是一条没有日本人插手的铁路。该路从吉林计划修到海龙县，与沈海铁路连接。竣工后，吉林所有客货运输，就可以不经南满铁路而直达奉天，再由京奉线通往京津。日本人认为张作相修吉海铁路是与日本相对抗，要求中日合办。张作相、张作霖均不同意。日本又以吉海、沈海是安奉、南满路的“并行线”为借口，阻挠吉海铁路兴修，对此，张作霖、张作相不加理睬。
张作相在督吉期间，日本就袁（二十一条）段（西原借款）条约中有关吉林的矿权、居住权、营业权等条件，要求地方政府履行，都道到张作相的一一拒绝。为了侵略的需要，日本又要求修筑天图铁路，此事不但遭到张作相的拒绝，更激起了吉林广大人民的愤怒，纷纷走上街头，举行示威游行，抵制日货。因此日本延长吉敦铁路的计划在“九·一八”事变前一直没有实现。
张作相到吉林前，省城老百姓主要吃江里的水，督军府用水都是用水车送。张作相到吉林后修了自来水厂，安装了自来水，创办了吉林大学，吉林省城原有一所电灯公司，为当地士绅松毓私人创办，张作相用省款买下，收归公营。张作相还在省城铺了一条柏油路。
张作相在省城外出时，一般只带少数卫士，不象当时有的督军，外出时卫士成群，挥霍动辄数万或数十万元。1928年东北“易帜”时，黑龙江省扩充了两个师，吉林没有扩军，军事开支少，所以货币相对比较稳定，没有象“奉票”和“哈大洋”那样毛荒。
七、辅佐张学良掌握东北军政大权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在皇姑屯三洞桥被日本炸死。消息传出后，中外震惊，成为国际上重要新闻。当时奉系将领一时群龙无首，人心惶惶，对内对外问题甚多，老派新派各有主张。急待解决的问题是必须确定新的首领。在张学良未回奉天时，东三省议会联合会，曾公推张作相为东三省保安司令，并刻制印信由
奉天省议会议长张成宾等亲自送去。张作相坚决不接受，说等张学良回来后从长计议，并派洪维国把印信送还。
张作相是奉系老派中的实力派人物，在奉系中素有“忠厚长者”之称。他本是老派人物，因为在处理郭松龄事件善后等问题上，表现出宽厚的胸怀，所以在新派人物中也享有很高的威望。
因此在皇姑屯炸车事件后，在新派老派矛盾重重的动荡局势中，他是唯一能出来稳定局势的人物。
张作相一直把张学良视为少主，此时他唯一的愿望是辅佐张学良继承父业。
张学良回到奉天，除着手办理丧事外，即召集东北元老开会，研究接代张作霖的问题。张学良以自己年轻、极力推荐张作相统辖东北军政大权，自己甘居奉天保安副司令的职位。张作相为此坐卧不安。张学良多次把东三省议会联合会的公推书、印信送给他，他都坚决不接受，一再说老帅已逝，张学良子承父业，顺理成章，而他愿尽辅佐的责任。终于把“帅印”交给了张学良。
张学良掌握了东北的军政大权后，对张作相倍加敬重。早年他称张作相为老叔、后改称辅帅。此时，又让原配夫人于凤至做了张作相的第二个夫人花福田的干女儿。当时花福田因为自己比于凤至只大十几岁不敢答应。张作相说：“认就认吧，这也是学良的主意。”这样两家的关系就更密切了。
张作相在张学良掌握东北政权时期，虽然是拥有实力的元老，但他对张学良始终唯恭唯谨竭诚拥护。可以说张作相是奉系集团里的一个稳定因素。比如张作相对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历来不甚信任，但他对张学良的“易帜”主张，还是大力支持的。
在东三省议会联合会上，由张作相领衔，联名向国民政府宣布，服从国民政府的领导，政旗易帜，实现南北统一。统一告成后，张作相任东北边防副司令长官，兼任吉林省政府主席。
东北“易帜”虽然实现了，但是东北军内部并不完全统一。
以张作霖遗臣老将自居的杨宇霆、常荫槐，看不起张学良；日本又不时地伸出黑手，制造派别纠纷，企图造成内乱，使“易帜”成果付诸东流。这使张学良忧心忡忡。于是1929年1月10日深夜，张学良处决了杨宇霆、常荫槐。事后，张学良请张作相来研究如何处理善后时，张作相说：“办就办了吧，只是要好好给杨、常办后事，以安定他们的左右。”张学良依计而行。张作相当夜还特地去看了看杨、常的尸体，以表共事多年的情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