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我国将干部供给制改为工资制后，周总理拿着妻子行政5级工资的批复文件讲：“小超呀，你最近身体不好，上班也不正常，现在中央还批准你拿行政5级的工资，我看你拿6级就够了。”
1952年，新中国成立不久，百废待兴。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中央决定对干部的供给制度进行改革，实行工资制。这个决定在当时可谓是一项重大举措，对于建立一支廉洁奉公、克己奉献的干部队伍具有深远意义。 就在中央批复各级领导干部工资标准的时候，一件小事在中南海总理办公室内悄然发生。周恩来总理拿着妻子邓颖超的工资批复，语重心长地对她说:＂小超啊，你最近身体不太好，工作也不那么正常，现在照顾一下身体要紧。中央批给你行政5级的工资，我看你定个6级就够了。＂ 邓大姐听后连连点头，毫不犹豫地表示同意。于是，她立即给中央写了报告，请求把自己的工资降为行政6级。要知道，以邓大姐的资历，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在国家机关，她完全可以定个更高的行政级别。可她却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事总是把大局利益放在首位。 邓颖超，这位中国共产党杰出的女革命家和领导者，其一生充满了对国家和人民的深厚情感与无私奉献。她的成长与奋斗历程，不仅见证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波澜壮阔，也彰显了她个人卓越的领导才能与坚定的理想信念。 邓颖超的革命生涯始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这场运动不仅唤醒了中国青年的民族意识，也为邓颖超的政治觉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为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共同领导者，她与周恩来、马骏等人一起，组织了觉悟社，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这段经历不仅培养了她的组织能力和领导才能，也坚定了她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奋斗的决心。 1920年秋，邓颖超来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任教，开始了她的教育事业。这一时期，她不仅致力于教育事业，还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推动学生的爱国热情与革命意识的提升。她深知，教育是培养新一代革命者的重要途径，因此在教学中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思维和社会责任感，为未来的革命事业储备了大量的人才。 1924年，邓颖超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标志着她在政治道路上的进一步深入。同年，她转入中国共产党，担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部长，并与周恩来结为夫妻。这一阶段，她不仅在党的组织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还在妇女运动中积极推动女性解放与参与社会事务。她的努力极大地促进了妇女在革命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1926年，邓颖超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这一经历不仅扩展了她的政治视野，也增强了她在党内的影响力。1927年，她被派往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妇委书记，开始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她在这一职位上，积极组织和动员妇女参与革命活动，推动妇女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全面发展。 1928年，邓颖超赴莫斯科列席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拓展了她的国际视野。在回国后，她在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表现出卓越的组织能力和坚定的革命意志。1932年5月，她前往江西中央苏区，担任中共中央局秘书长、中央政治局秘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等重要职务，积极参与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与管理。 1934年，邓颖超带病参加长征，这段艰难的行军不仅考验了她的身体素质，更磨练了她的意志品质。到达陕北后，她继续在中共中央白区工作部任职，担任中央机要科科长和中华苏维埃政府西北办事处内政司法部秘书，继续为党的事业奋斗。 抗日战争时期，邓颖超在武汉和重庆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致力于团结各方力量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1937年12月，她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担任妇女组织员，成为中共中央长江局妇委委员。1938年，她出席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首次理事会，并当选为常务理事，进一步提升了她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同年，她参与组织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担任常务理事，并参与起草《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大纲》，展现了她在社会动员和政策制定中的重要作用。 1939年，邓颖超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兼妇委书记，进一步巩固了她在党的领导层中的地位。1943年，她回到延安，在中央党校一部学习，进一步提升了自己的理论水平和领导能力。1945年，她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并担任中共中央妇委副书记兼解放区妇联筹备委员会副主任，继续在党的建设和妇女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 解放战争时期，邓颖超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在重庆、南京、上海为争取中国的和平与民主进行积极斗争。1946年，她当选为国际民主妇联理事，进一步拓展了她在国际妇女运动中的影响力。1947年3月，她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委员，后又担任中共中央妇委代理书记，继续在党的后方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