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主席时代，到医院，无论是大医院还是小医院，还是农村的公社、卫生院，大家会发现，那个时候一进门就能看到影墙上总是有一行大字，毛主席写的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1977年，浙江省举行了盛大的赤脚医生合作医疗代表大会。 会议上，来自全省各地的1000多名赤脚医生代表齐聚一堂，表彰了159个先进单位和众多赤脚医生。 原本生活困苦、缺乏医疗资源的农村地区，经过短期培训的农民被赋予了“赤脚医生”的身份。 赤脚医生不领取工资，而是通过劳动工分来获取报酬。 这个职业的起源并非突然产生，清代乡村的医疗体系并不像现代那么规范。 在那个时期，“草泽铃医”并不具备系统的医学知识，他们通过走村串巷的方式，为乡民提供一些简单的医疗服务。 铃医们通常会带着药箱，靠手摇铃声招揽病人。 他们的医术多种多样，但其中很多内容并没有科学依据。 到了民国时期，中国乡村的医疗体系开始出现了初步的规范。 卫生工作逐步向着制度化方向发展。 保健员通过学习，开始为村民提供一些基本的卫生防疫和简单治疗服务。 然而，乡村医疗体系的发展依然十分有限。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着力改善农村医疗状况。 人民公社化后，公社卫生院和大队卫生室等机构开始普及。 1968年，《文汇报》发表了一篇关于赤脚医生的报道。 文章描述了赤脚医生的特点：他们通常不拿工资，边劳动边行医，真正做到了“半农半医”的生活方式。 经过党刊《红旗》以及《人民日报》等媒体的转载，赤脚医生的名字逐渐在全国范围内传播开来。 毛泽东在此时也做出了肯定的批示。 国家采取了一项特殊的措施，培养了大量的“赤脚医生”。 当时，很多农村地区距离大医院较远，交通不便。 农民无法轻易到城市医院就医，赤脚医生便成为了村庄的“救命恩人”。 在流感或者流脑流行期间，他们往往要在短时间内走访全村，分发药物并进行简单的诊疗。 由于没有固定的薪水，他们大多数只能靠集体的补贴或是劳动换取工分。 白天，他们往往要参与农业生产劳动，晚上则挑灯夜读。 医疗器械十分简陋，只有一个简单的药箱，里面装着一些基本的药物和工具。 他们还要向村民们宣传疾病预防和健康知识。 这些医生常常挨家挨户地走访，讲解基本的健康常识。 在那些年代，赤脚医生的存在弥补了农村医疗的空白。 然而，由于当时对医学知识的培养并不充分，很多赤脚医生的培训时间很短，一些人最多也就半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就匆忙上岗。 他们在治疗一些慢性病或者较为复杂的疾病时，显得力不从心。 此外，赤脚医生的形象在某些文艺作品中被过度美化。 实际上，赤脚医生的职责主要集中在治疗一些基础的传染病。 对于更为复杂的疾病，赤脚医生往往无能为力。 而当时，许多农村家庭难以承受昂贵的西药和治疗费用，因此，赤脚医生更多是通过使用中草药和针灸来满足村民的基本需求。 与普通农民相比，赤脚医生的收入较高，他们在农村中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甚至有些地方的赤脚医生的工分比支部书记还要高。 由于工分是当时农村经济体制的核心，赤脚医生因此享有较为优厚的待遇。 在1970年国庆节的庆典上，毛主席亲自检阅了由1000名农村姑娘组成的赤脚医生方队。 这些赤脚医生依旧挽起裤腿，赤着脚，背着药箱，走过天安门广场。 毛主席对她们频频挥手。 1974年，中国邮政部门发行了以赤脚医生为主题的邮票。 到了1977年，上海市政府还将“赤脚医生第一人”王桂珍的头像印在了粮票上。 1977年，浙江省召开赤脚医生合作医疗代表大会时，已经有超过85%的生产大队实行了合作医疗，赤脚医生的数量达到了150多万。 然而，由于大多数赤脚医生文化程度不高、医疗水平有限，当遇到复杂的疾病时，患者仍然需要前往县城或省城的医院治疗。 因此，赤脚医生逐渐被淘汰。 1985年，中央政府发布了《关于不再使用赤脚医生名称的通知》，并提出要发展乡村医疗队伍。 2004年，《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出台，要求乡村医生必须通过培训、注册并考取行医资格证，逐步实现乡村医生的正规化。 参考文献：[1]胡志安,朱可桐,张川川.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供给的长期福利效应——来自中国“赤脚医生”历史实践的经验证据[J].经济科学,2024(6):218-2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