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爆发之初国民政府便宣布迁都重庆，将四川定为战时大后方。于是大批人员和物资开始从各地纷纷迁往重庆，准备与日军展开长期抗战。而此时的宜昌有着80多家军工企业的设备器材和近150万等待撤离的民众滞留此地。如果这些物资落入敌手将对我国抗日造巨大困难。危机之下一个叫卢作孚的商人冒着敌人飞机狂轰乱炸的危险，不顾个人得失拼命强运出100万吨的物资和150万的民众。 1938年的中国，在武汉失守的紧急关头，一位身材瘦小、穿着朴素的男子来到宜昌港口，面对堆积如山的军工设备和人群，他的眉头紧锁。这个人就是卢作孚，被后人称为＂中国船王＂的民族企业家。 然而，卢作孚的船王之路始于十多年前的一次偶然。1925年，他正在上海乘船旅行。站在甲板上，他看到的是令人心痛的一幕：硕大的货轮上没有一艘属于中国，上等舱内西方人谈笑风生，而中国同胞却蜷缩在货舱的角落。这种强烈的民族耻辱感刺痛了他的心。 ＂必须把长江航运权抢回中国人手中！＂卢作孚暗下决心。 回到重庆后，这个1893年出生于合川县的年轻人，靠着朋友东挪西凑筹得八千元资本，成立了民生实业公司。当时朋友们都为他担忧，因为长江航道的航运业务几乎被外国航运公司垄断，这简直是以卵击石。 卢作孚年轻时就加入过同盟会，亲身参与了辛亥革命。但军阀混战和日军侵略的现实让他认识到，仅靠教育已经解决不了中国的现状。＂要想真正实现革命，没有经济支持是不行的。＂他说。 凭着坚韧不拔的精神和过人的商业头脑，卢作孚逐步将长江上游几家航运公司合并，并且制定了完整的客运舱员工制度。他对员工充满信任，为员工利益着想，要求服务热情周到，这在当时的中国企业中实属罕见。 十年磨一剑。到1935年，卢作孚的民生公司终于实现了＂崛起于长江，争雄于列强＂的目标，完全控制了长江上游航线。两年后，卢作孚的民生公司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民族航运企业，他也被人们称为＂中国船王＂，并担任交通部次长一职主管航运事宜。 与很多商人不同，卢作孚将公司大部分盈利投入到教育事业和救国伟业中，自己依旧过着朴素的生活。他先后建立了兼善中学、中国西部科学院、北碚图书馆等，还修建了四川第一条铁路——北川铁路。 当1938年抗战形势急转直下，武汉失守，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将四川定为战时大后方。此时的宜昌积压了80多家军工企业的设备器材和近150万等待撤离的民众。如果这些物资落入敌手，将对抗战造成致命打击。 当卢作孚赶到宜昌港口，眼前的景象让这位经验丰富的＂船王＂也感到震惊：九万吨军工设备堆积在港口，经历着风吹雨淋；三万多各界精英——医生、工程师、教师、建筑师，以及源源不断涌来的难民，都在焦急等待着撤离。卢作孚深知，这些不仅是同胞的生命，更是中国未来工业发展的希望。 时间就是生命。卢作孚迅速计算出一个令人窒息的数字：长江上游地段将在四十天后进入枯水期，到那时连中型轮船都无法通行。而按照正常速度，完成这样规模的转移需要一整年时间。日本军队已经迫在眉睫，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面对这种绝境，卢作孚没有退缩。他宣布了一个惊人的计划：40天内完成人员和设备的运输任务。他亲自奔赴各个码头实地勘察，与各货运公司交涉，从公司调令到每艘船运输的物品和时间安排，全部由他一人掌控。 卢作孚采取了分段式运输策略，船队日夜兼程地抢运物资。为了争取时间，船员们不分昼夜地搬运转移，卢作孚始终坚持在一线陪同作业。看着慢慢转运走的物资设备和那些孩童老人的笑脸，这位＂船王＂心中感到欣慰——这些物资设备和人员将会继续为国家带来希望和传承。 然而，日军并不打算让这次大撤退顺利进行。他们派出轰炸机对船队实施狂轰滥炸。民生公司的船只顶着随时可能牺牲的危险，紧锣密鼓地工作着。轮船被炸沉、工人被炸伤、医疗条件跟不上、食物短缺……各种坏消息如雪花般飞来。 在这次艰苦卓绝的撤退行动中，卢作孚损失了16艘船，117名员工牺牲，76人伤残，给他带来的经济损失高达四百多万元。但这次撤退也让日本人的侵占计划彻底落空，那些关键设备和无辜百姓得以安全转移。 当有同行评价这是＂一笔完美的生意＂时，卢作孚断然回绝：＂我们不是在做生意，我们是在打仗，我们是在前线冲锋，我们在同敌人拼命！＂这是一场昼夜不分的，无声的属于一个国家民族工业未来发展的战争。 更令人钦佩的是，在战时燃油、煤炭、钢板价格上涨百倍千倍的情况下，卢作孚拒绝发国难财，反而将这些物品的运价缩减至原价的百分之十，并为无辜受难的孩童孤老提供免费乘船服务。百姓们纷纷称赞他＂在民族大义和为人上堪称企业家中的典范＂。 这次宜昌大撤退与英国著名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不同。敦刻尔克是国家调动全部力量完成的军事行动，而宜昌大撤退完全依靠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救援条件上，宜昌大撤退都是敦刻尔克无法比拟的，堪称＂绝无仅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