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各省土匪数量四川最多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各省均不同程度存在土匪问题，但据历史记载，四川省的土匪数量居全国之首。这一现象在解放军内部的军事档案中有明确记载，仅川西地区就集结了数千名武装土匪，远超其他省份。以重庆、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地区，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复杂的历史背景，成为全国土匪活动最为猖獗的区域之一。 四川土匪形成有着复杂的成因。首先，从地理环境看，川西地区山高林密，沟壑纵横，为土匪提供了天然的藏身之所。尤其是灌县（今都江堰市）虹口山区、茂县等地的崇山峻岭，成为如夏斗枢等土匪头目的理想据点。这些地区交通闭塞，信息不畅，政府力量难以全面覆盖，给土匪的流窜和隐蔽创造了有利条件。此外，四川与陕西、甘肃、云南等省交界处的边界地带，由于行政管辖不明确，往往成为土匪逃避追剿的＂安全地带＂。 从历史政治角度看，四川曾是军阀割据的重灾区。杨森等军阀长期盘踞四川，培养了大量武装人员。国民党政府溃败西撤时，众多残余军队纷纷潜伏川西，如刘惠安假装投诚后依然暗中组织＂川陕鄂反共游击第六纵队＂。同时，四川本地的袍哥组织历史悠久，势力庞大，与地方宗族势力盘根错节，成为土匪活动的社会基础。 川西民众与土匪的关系也十分复杂。一方面，一些贫困农民被胁迫或被欺骗加入土匪队伍；另一方面，新政权初期，一些基层政权中混入的不良分子在执行征粮等政策时偏离原则，将征粮任务加在贫苦农民身上，这种做法违背了人民政府＂对富人多征，对穷人少征或免征＂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群众对新政权的信任，被土匪利用来拉拢人心。 川西土匪组织呈现出鲜明的军事化管理特点。以夏斗枢为例，这位曾在杨森手下担任副军长的中将，将其军事经验完整移植到土匪组织中。而刘惠安领导的＂川陕鄂反共游击第六纵队＂，甚至直接沿用了国民党军队的编制体系。同时，袍哥会的帮会结构也深刻影响了土匪组织，使之兼具军事化与帮会化的双重特征。更值得注意的是，中统、军统等特务系统在土匪组织中的渗透与操控，使川西土匪具有较强的政治对抗性，如刘崇朴这样的中统特务担任土匪副司令，将单纯的土匪活动政治化。 在经济来源方面，川西土匪建立了独特的补给系统。一方面，他们依靠劫掠乡村和商旅获取物资；另一方面，在控制区内，他们模仿政府建立了税收制度，形成相对稳定的经济来源。武器弹药则主要来自国民党残余军队带入的储备以及地下渠道，如赵洪文国的儿子就曾从重庆的国民党军队那里获取了大量武器弹药。在战术上，这些土匪组织采取＂平时分散、战时集中＂的灵活战术，夏斗枢甚至采取＂不发饷、不供粮＂的策略，让手下分散抢掠，减轻指挥部的后勤压力，同时增加解放军围剿的难度。 川西剿匪战斗中，解放军面对的几个主要土匪集团各具特色。刘惠安曾担任洛带镇镇长，表面投诚却暗中组织反叛。他被胡宗南委任为＂川陕鄂反共游击第六纵队＂司令，副手刘崇朴则是中统特务出身。这支队伍以假投诚为掩护，混入解放区后突然发难，甚至杀害了解放军的副营长和指导员。1950年2月，刘惠安在龙潭寺聚集土匪，豪掷重金激励手下攻打石板滩的解放军驻地。解放军虽然兵力不足，但凭借精准射击严阵以待，土匪的进攻在伤亡惨重后被迫停止，随后532团的增援将土匪击溃。 夏斗枢是川西土匪中的＂老狐狸＂，曾在军阀杨森手下担任副军长，拥有丰富的军事经验。主力被歼后，他钻入灌县虹口山区，整合国民党军队残部和当地土匪，组织了700多人的武装。与普通土匪不同，夏斗枢采取了更为灵活的游击战术，将队伍分散成小股，避免与解放军正面交锋。他不直接供给手下军饷和粮食，而是放任他们自行抢掠，既减轻了后勤压力，又增加了追剿难度。最终，解放军通过侦察发现了他藏身的山洞，战士吴志明在悬崖峭壁间冒险安放炸药，炸开了山洞入口，牺牲自己换来了夏斗枢的落网。 被称为＂双枪老太婆＂的赵洪文国则代表了另一类土匪头目。她虽有小脚，但组织了数千人的＂人民救国自卫军＂。其子从重庆国民党军队获取大量武器弹药，她本人则持有蒋介石任命的＂反共救国军＂总司令委任状。这支队伍不仅攻击了多座县城，还杀害了大量共产党员和农会积极分子。1950年6月，解放军从多个方向对赵洪文国部队实施合围，将其击溃。赵洪文国逃亡时被农民发现，最终被解放军34团1营1连搜捕归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