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2月的一个寒冷早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内外都笼罩在紧张而有序的准备中。然而，就在会议当天，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当一切似乎都在完美的控制之下时，一声微弱的“嘭”声打破了大会堂的宁静。一颗子弹突然从二楼的窗户打了进来，打破了玻璃窗，留下了两个清晰的孔洞。 1966年2月2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枪击事件。这座由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建筑，自1959年投入使用以来，一直是重要的政治和外交活动中心。 作为国家领导人和各界代表的会议场所，它的安全性一直受到严格保护。然而，七年后的这个冬日，突如其来的枪击事件打破了这一平静。 当天早上，人民大会堂内如常召开着重要的国事会议，周总理等高层领导人正聚集在大厅中。与此同时，作为清洁工的张善兰在会场周围进行日常清扫。 就在她忙碌时，一声响亮的脆响打破了清晨的宁静。她惊讶地转头，看到北侧玻璃窗上出现了严重的裂痕，显然是遭受了外力冲击。虽然心中有些慌乱，但凭借多年工作经验，她意识到这一情况非同小可，迅速报告给上级。 北京市公安机关接到报告后，迅速赶到现场进行调查。初步勘察表明，裂痕源自一颗子弹。警方在第二层玻璃碎片下发现了一枚5.6毫米口径的子弹。 根据弹孔的分布，警方推测，如果子弹穿透了玻璃，可能会对会议厅内的领导人造成极大威胁。事件的紧迫性立刻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 当时的国内外局势动荡，中央政府对此事的重视程度进一步加深。为了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专案组迅速成立，展开全面调查。然而，现场除了那颗子弹之外，几乎没有其他线索。考虑到当时拥有枪支的人较多，想要通过排查枪支找到凶手几乎不可能。 因此，警方决定从弹孔推测射击位置。通过测量玻璃上的弹孔位置，专案组推断出子弹的飞行轨迹，发现其延长线指向长安街快车道的一个区域。 长安街作为北京的重要交通干道，往日车流繁忙，但这一带几乎没有合适的伏击位置。更进一步调查表明，长安街和中山公园之间的空地是一个可能的射击位置。 然而，调查时，警方未能在这一区域发现任何异常痕迹。特别是在会场周围，警卫严密，任何可疑的活动几乎不可能逃脱检查。 在案件陷入僵局时，北京公安局物证中心主任陈建华提出了一个新假设：如果凶手藏匿在过路的车辆中，通过车窗进行射击呢？这一假设得到了专案组的认可。随即，警方开始对当天上午9点30分到10点30分之间经过长安街的所有车辆进行排查。 经过三天的细致调查，警方终于在一个疑似车辆中找到了突破口。两名身份可疑的男子在接受盘问时显得异常紧张，并且身上竟然藏有一把德国制造的毛瑟步枪。更为关键的是，枪膛内原本应装有六发子弹，却只剩下五发。 经过初步审讯，这两名男子对于子弹的去向三缄其口，这让公安人员怀疑他们与前不久发生的人民大会堂枪击案有直接关联。 为了证实是否是这支枪开出的那颗子弹，警方决定进行射击试验，通过对比枪膛线的摩擦痕迹来辨别子弹的来源。经过多次试验后，结果令人失望——这些子弹并未与人民大会堂事件中的弹孔匹配。 案件再次陷入了困境。然而，周恩来总理对此案件的紧迫性表示高度关注，并指示公安机关必须尽快破案，确保即将召开的重要会议不受任何威胁。就在此时，专案组成员陈建华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线索。 通过仔细观察人民大会堂现场的玻璃碎片，陈建华发现这些玻璃的破损模式与通常的近距离射击不同，更像是远距离射击所产生的效果。 这一理论初时遭到了专家的质疑。射击专家认为，常规的5.6毫米子弹通常在近距离才具备强大的穿透力，远距离的射击不可能产生如此显著的效果。然而，随着周总理的进一步指示，专家们决定通过多次射击实验来验证这一假设。 射击实验持续了整整一天，专家们使用了大量的玻璃和子弹，尝试从不同距离进行射击。结果显示，从400米远的距离射出的子弹与人民大会堂玻璃上的弹孔形态高度相似。 根据新的线索，专案组迅速调整了调查方向，将目光转向了人民大会堂北侧约400米的区域。经过仔细排查，警方在南长街44号院找到了关键线索。 在该院，一位老人在院子里晒太阳时，明显对民警的到来感到紧张。当警方询问是否听到过枪声时，老人回应称，几天前他家孩子用枪打鸟时发出了响声。民警迅速收缴了这把枪，并进行了一系列射击试验。 经过分析，警方最终确认，这颗来自小孩射击的子弹意外穿过了长时间暴露在空气中的玻璃窗，弹道因此发生了变化，最终误入人民大会堂。显然，这并非蓄意的暗杀事件，而是一个意外。 参考资料：高富有，高英著. 《共和国元勋轶事》 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