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白求恩被埋葬在河北唐县，由于他在前线战死，交通队只能秘密地把白求恩的尸体伪装成一个重伤的人，然后连夜赶路，将他送到了后方的于家寨。 诺尔曼白求恩，这位来自加拿大的外科医生，在世界医学领域已经拥有了不菲的成就。他精通胸外科手术，尤其在肺部手术方面独树一帜，曾亲身经历并战胜了肺结核这一当时被称为＂白色瘟疫＂的疾病。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医学专家，却在1938年毅然决定放下优渥的生活条件，踏上了前往中国的漫长旅程。 白求恩的决定源于他坚定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对反法西斯战争的支持。彼时的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医疗条件极为落后，伤员救治成为战场上的巨大挑战。白求恩深知自己的医术能为中国抗战发挥重要作用，他带着医疗器械和满腔热情抵达了延安这片革命圣地。 在延安，白求恩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尽管两人语言不通，需要翻译协助，但共同的理想信念让他们一见如故。这次会面持续了三个小时，两人畅谈革命理想与医疗救助，白求恩后来曾感慨：＂在延安，我见到了一个崭新的中国。＂ 抵达中国后，白求恩很快投身于抗日前线的医疗工作。他不仅亲自上阵救治伤员，还致力于医疗人才的培养与医疗系统的建设。在极为有限的条件下，白求恩创办了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系统培训了大批医务人员，为抗战部队提供了宝贵的医疗力量。 面对中国战场的特殊情况，白求恩编写了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战地医疗教材，将自己丰富的医学经验转化为通俗易懂的指导方针。他创造性地改进了手术方法，在极其简陋的环境中提高了手术效率和成功率，创造了世界战地医学的奇迹。 1939年中期，白求恩原本计划暂时返回加拿大，为中国抗战募集更多的医疗物资和资金。党中央得知后，对他的计划表示坚决支持，甚至调动各方关系为他＂开路＂，并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会。 然而，1939年7月，日军调集5万余人发起了对晋冀豫根据地的大规模＂扫荡＂行动，企图切断抗日根据地的联系，摧毁中国军队的抵抗力量。得知这一消息后，白求恩与几位战友彻夜长谈，讨论是否应该坚持回国计划。经过深思熟虑，他在日记中写下了令人动容的决定：＂中国最需要我的时刻，我不能离开。＂就这样，白求恩推迟了回国计划，毅然决然地随医疗队奔赴抗战最前线。 10月下旬，白求恩带领医疗小队到达河北涞源县摩天岭附近的前线。在靠近战区的孙家庄，他们搭建了一个简易的棚子作为手术室，开始了紧张而忙碌的救援工作。 就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不幸发生了。白求恩在一次紧急手术中，左手中指不慎被手术刀划伤。在正常情况下，这只是一个小伤口，但战场环境恶劣，消毒条件有限，加上白求恩因忙于救治伤员而疏于自我护理，伤口逐渐恶化。 即便在高烧中，白求恩仍坚持为一位头部重伤的战士实施了复杂的手术。当战友们劝他休息时，他摇摇头说：＂伤员的生命比我的手指重要得多。＂ 1939年11月初，白求恩的伤势已经明显恶化，左手肿胀得比正常大小增加了一倍。周围的同事们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不断劝他休息，但他只是简单地表示自己还能继续工作。 11月7日，白求恩不顾同事劝阻，坚持前往一线。山路泥泞难行，他只能拄着一根树枝艰难前进。到达目的地后，他甚至没有进食就投入了工作。 11月9日上午，白求恩突然精神好转，想要再次前往前线，但还没准备妥当，便突感头痛欲裂，高烧飙升至40度。11月10日，情况已经十分危急，聂荣臻得知后立即派医生紧急前往，命令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将白求恩转移出战区，全力抢救。然而，一切努力已经为时已晚。 11月11日早晨，白求恩意识到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他挣扎着给好友聂荣臻写下了最后一封信。信中，他表达了在中国工作的快乐和希望能够做出更多贡献的遗憾。他还特别提到了自己的前妻弗朗西斯坎贝尔，请求为她拨付一笔款项，表达了自己对她的责任和愧疚之情。 11月12日凌晨，白求恩因败血症在河北省唐县黄石口村离开了人世，年仅49岁。此时，日军的＂大扫荡＂行动仍在继续，形势异常严峻。为了防止敌人发现并亵渎白求恩的遗体，交通队员们做出了一个艰难决定：将白求恩的遗体伪装成一位重伤员。 他们小心地用绷带包裹住白求恩的身体，外面盖上厚厚的棉被，就像运送一个需要紧急救治的伤员。在夜色的掩护下，交通队员们避开日军的哨卡和巡逻队，穿过危险的封锁线，连夜赶路，将白求恩送往后方的于家寨，随后在河北唐县秘密安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