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生中最喜欢的几本书： 一、《资治通鉴》是毛泽东百读不厌的一本书，他甚至在晚年仍然反复阅读。 二、《三国演义》是毛泽东阅读时间最长的书之一，他读了70年。 三、《红楼梦》是毛泽东必定向人推荐的书之一，他认为这本书是中国古代小说的巅峰之作。 《资治通鉴》作为一部涵盖了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五代灭亡，前后长达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长卷，被誉为中华古代史学的瑰宝。它不仅是历史的镜像，也是政治智慧的源泉，至今仍对后人产生深远的影响。 司马光的这部著作，不仅详细记录了中国历史的变迁，还通过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细致描写，展现了复杂的人性和权力博弈。在这一过程中，各国的外交、权谋、政治斗争，深刻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脉络。 《资治通鉴》的诞生，源于司马光深刻的历史思考与对治国理政的思索。它以编年体的形式，系统地讲述了中国自战国至五代十国的历史。 这一体例的使用，让这本书兼具了纪实性和史实的全面性，使其成为中国古代历史的“总目录”。而其中所涉及的政治智慧、权谋技巧，尤其是在战国时期，给无数治国者提供了值得借鉴的宝贵经验。 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时期之一，诸侯国之间的角力，国家间的外交博弈，以及人才的流动，成为了影响国家命运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在“合纵”与“连横”两种外交策略的较量中，司马光通过《资治通鉴》揭示了权谋运作的深刻道理。 在那个时期，国家之间的关系远非今天简单的盟友和敌人，更多的是根据各自的利益进行的不断调整和变动。 战国七雄中的秦国和齐国，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与强大的实力，成为了东西对峙的两大强国。在这个背景下，其他国家只能根据形势选择结盟或对抗。熊逸在解读《资治通鉴》时指出，正是这种时局的复杂性，决定了“合纵”和“连横”两种外交策略的交替与变动。 各国之间的权力斗争，常常是在利益的驱动下展开，盟友随时可能变成敌人，战国时期的外交，完全是“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这一原则的生动体现。 而在这场博弈中，游士如苏秦和张仪等，凭借着机智和口才，在各国君主之间游走，成为了左右政局的重要人物。 他们既没有显赫的家世背景，也没有坚实的政治根基，但却凭借一己之力左右了整个战国的历史进程。司马光通过《资治通鉴》展现了他们如何通过言辞和策略，扭转乾坤，操控国家命运的过程。 然而，正如熊逸所指出的，国君之所以重用这些游士，不仅仅是看中他们的才华，更重要的是，游士缺乏根基，不会威胁到君主的权威，他们就像是一种工具，随时可以被舍弃或利用。 这一幕幕的权谋斗争，也不禁让人联想到现代社会中某些企业中，对人才的运用与权力斗争。无论是古代的诸侯国，还是现代的家族企业，权力的游戏总是充满了无数变数。 除去外交上的权谋斗争，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还刻画了许多复杂的人物，揭示了更为深层的历史现象。韩非与李斯两位法家的弟子，在历史中的命运转折，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两人同为荀子的门下高徒，但由于各自的抉择和处境，他们最终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韩非虽然才华出众，但因为长期受制于祖国的束缚，未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最终在韩国遭遇冷遇并被毒死。而李斯则凭借着对时局的精准判断，成功投身秦国，成为秦国的核心人物，直至成为嬴政的重要谋士，最终主导了秦国的统一大业。 李斯与韩非的命运，不仅反映了两人性格的差异，也揭示了一个深刻的历史哲理：有时候，命运并非完全取决于个人的能力，而是受到时势和选择的巨大影响。 在这个充满竞争的社会中，不同的选择能够决定一个人的一生。而这种“时势造英雄”的道理，至今仍在现代社会中得到验证。 在《资治通鉴》所揭示的历史智慧中，还有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仁与法”的辩证关系。韩非主张法家治国，提倡通过严苛的法制来约束官员与百姓，保障国家的秩序。 而李斯则选择在法家的理论框架下，发挥个人的政治才华，帮助嬴政加强中央集权，推行一系列法制改革。这两者的分歧，实际上反映了两种治国理念的碰撞。 《资治通鉴》不仅是一部宏大的历史记录，它还通过对具体事件的详细描述和人物的深刻刻画，为我们提供了更多关于政治、权谋、历史哲学的思考。 在今天，尽管人类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本书所揭示的关于人性、权力、命运的深刻洞察，依然具有无穷的现代价值。 参考资料：《资治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