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时，富家太太们被奸污到什么程度？日军的日记令人心痛。 1937年12月，南京这座拥有千年历史的古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浩劫。随着日军的逼近，许多有条件的富裕家庭选择了逃离，但仍有相当一部分家庭因各种原因滞留在城中。当时的南京作为中华民国首都，居住着众多政商名流及其家眷，他们中的许多人低估了战争的残酷性，没能及时撤离。 面对即将到来的战争，一些外国友人和传教士在南京设立了国际安全区，试图为平民提供庇护。这个安全区覆盖了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区域，由包括约翰·拉贝、魏特琳教授等外国人组成的国际委员会管理。富裕家庭的妇女们往往会选择进入这些被认为相对安全的区域避难，但现实却远比他们想象的残酷得多。 南京沦陷后，日军对富裕家庭进行了有计划的搜查。他们根据住宅区域、房屋规模和室内陈设来判断家庭背景，然后实施有针对性的暴行。富家太太们的遭遇尤为悲惨，她们不仅要忍受身体上的摧残，还要面对财物被抢、尊严被践踏的双重打击。 《魏特琳日记》中记载了一个令人心碎的场景：＂1937年12月17日，多位衣着考究的妇女逃到女子学院，她们神情恐惧，浑身颤抖。据她们描述，前一晚日军闯入她们的住宅，不仅掠夺财物，还强行将她们与家人分开，在家人面前实施暴行。有的丈夫试图反抗，当场被杀。＂ 更为残忍的是，日军对孕妇也毫不手软。日记中记载了日军用刺刀剖开孕妇腹部的骇人暴行。一些富家的孕妇因其特殊身份，反而成为日军展示＂武力＂的对象。这些惨无人道的行径，已经超出了战争的范畴，是对人性最基本尊严的践踏。 此外，部分富家妇女还被强征为＂慰安妇＂，被关押在临时设立的＂慰安所＂中供日军蹂躏。这些原本生活优渥的妇女，在日军的魔爪下经历了难以想象的折磨，许多人因此失去生命，幸存者也往往身心俱伤，终生难以恢复。 面对日军的暴行，一些勇敢的国际人士挺身而出，尝试保护受害者。金陵女子学院的美国教授魏特琳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作为国际安全区女难民营的负责人，她不顾个人安危，多次阻止日军在学院内实施暴行。据记载，魏特琳教授曾多次站在日军与妇女之间，甚至因此遭到日军殴打，但她仍坚持自己的救助工作。 除了魏特琳外，还有许多国际人士采取了各种方式保护富家女眷。一些外国医生和护士将受害妇女伪装成医院工作人员；有的传教士则利用自己的住所秘密收留受害者。这些行动虽然规模有限，却在当时的极端环境下显得尤为珍贵。在这些国际友人的帮助下，一些富家妇女得以藏匿起来，避开日军的搜捕。 这些救援行动往往需要精心策划和巧妙执行。例如，有记录显示一些外国人利用自己的公务车辆，将妇女藏在车下或行李中，冒险将她们转移到相对安全的地区。这些救助者甚至不惜伪造证件，将一些富家女子伪装成外国人的家属或工作人员，以此保护她们免受迫害。 战争结束后，幸存的富家妇女们面临的不仅是身体伤痛，更有难以愈合的心理创伤。然而，正是这些饱受摧残的女性，为历史留下了珍贵的证词。尽管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性暴力受害者往往被蒙上耻辱的阴影，但仍有一些勇敢的富家妇女站出来，通过日记、口述等方式记录下她们的遭遇。 1946年东京审判和1947年南京审判期间，一些富家女性克服了巨大的心理障碍，出庭作证。她们的证词与魏特琳等外国目击者的记录一起，构成了控诉日军暴行的重要证据。这些女性的勇气值得敬佩，她们放下个人尊严的顾虑，为历史真相的记录和正义的伸张做出了贡献。 战后，这些证词和日记被系统整理和保存，成为研究南京大屠杀的重要史料。《魏特琳日记》等外国证人的记录，与受害者自己的证词相互印证，共同构建了这段历史的全貌。这些记录不仅反映了日军对富家妇女的暴行，也呈现了不同阶层民众在灾难中共同的苦难。 南京大屠杀中日军对妇女的暴行，特别是对富家太太们的有针对性迫害，成为战争史上的重要教训。这些事件提醒我们，战争中的性暴力不仅是对个人的侵害，更是一种有计划的战争武器，是对整个民族尊严的践踏。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段历史逐渐被更多人所了解。从最初的《魏特琳日记》等零星记录，到如今系统化的历史研究和教育，南京大屠杀的记忆被不断传承。2014年，中国将每年12月13日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以国家之名缅怀逝者，警示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