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1月19日，林语堂参加一个饭局，将长女独自留在房间，也正是这一次疏忽，长女林如斯将自己吊在了屏风梁上。 林如斯作为林语堂的长女，从呱呱坠地的那一刻起就占据了父母心中特殊的位置。在那个重男轻女的年代，林语堂对女儿的疼爱却丝毫不减。他不仅在物质上满足女儿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在精神层面给予了林如斯极大的关注与培养。 林语堂深知文学的力量，在林如斯年幼时便开始每天为她朗读书籍、讲述故事。这种耳濡目染的教育方式，使得林如斯很早就对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不同于同龄人的玩乐天性，年幼的林如斯更喜欢沉浸在文字的海洋中。这份对文学的热爱很快就开花结果——七岁那年，她成为了《西风》杂志有史以来年龄最小的作者，这一成就不仅让林语堂感到骄傲，也为林如斯日后的文学道路奠定了基础。 1936年，随着国内局势的动荡，林语堂为了能够安心写作，也为了给家人提供更安全的环境，举家迁往美国。这次迁徙对林如斯的成长产生了深远影响。虽然身处异国他乡，接受西方教育，但林语堂家中始终保持着浓厚的中国文化氛围。林如斯在学校学习英文，回到家却坚持读中国书籍，写中国字，甚至还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 到了十六岁时，林如斯与妹妹太乙合作将自己的日记选编成《吾家》一书出版，再次展现了她不凡的文学才华。而此时的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的艰难时期，远在海外的林如斯虽然衣食无忧，但心中的家国情怀却日益强烈。 1943年，大学毕业后的林如斯做出了一个令父母既骄傲又担忧的决定——回到战火纷飞的祖国，在昆明的战地医院担任护士。这一选择不仅体现了她的爱国精神，也显示出林如斯独立自主的个性。 在昆明的战地医院工作期间，林如斯结识了青年医生汪凯熙。两人在相似的家国情怀和共同的工作环境中迅速产生了情感。汪凯熙出身书香门第，为人正直，医术精湛，这样的人选自然得到了林语堂的首肯。两家商议后决定，待抗战胜利后便为年轻人举办婚礼。 然而命运弄人，就在订婚前一天，林如斯却与一名美国青年私奔。这名叫狄克的美国青年是林如斯一位美国同学的哥哥，表面上英俊潇洒、风趣幽默，实则性格顽劣，连中学都因为表现不良被开除。但对于从小在温室中长大的林如斯来说，狄克代表着一种全新的、充满激情与自由的西方生活方式，这深深吸引了她。 私奔后的林如斯很快与狄克步入婚姻殿堂，然而婚后的生活却与她想象中的完全不同。狄克很快露出了真面目——游手好闲、经常酗酒，更严重的是对林如斯实施家庭暴力。起初，每次施暴后狄克都会道歉认错，保证不再犯，但随着时间推移，这种暴力行为变得越来越频繁和严重。 原本对婚姻满怀憧憬的林如斯，在这十年的痛苦婚姻中饱受折磨。最终，她鼓起勇气结束了这段不幸的婚姻。 离婚后的林如斯回到了家人身边，然而十年痛苦婚姻的伤痕并非短时间内能够愈合。尽管家人给予了充分的关爱和陪伴，林如斯仍然陷入了严重的抑郁症状态。这种精神疾病让她的情绪变得极不稳定，时好时坏。在状态较好的日子里，她能够重拾对文学的热爱，阅读和写作成为她暂时逃离痛苦的避风港。 然而，当抑郁症发作时，林如斯几乎失去了自我控制能力。在这些黑暗的时期，她多次被送入精神医院接受治疗。医生们尝试各种方法来帮助她，但效果始终有限。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在病痛的折磨下，林如斯仍然尝试通过写作来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挣扎。 1971年1月19日，林如斯的情绪似乎比往常稍有好转，她甚至表示想要整理一些过去的文稿。这微小的积极信号让家人感到一丝欣慰，也许是这种表面上的平静，降低了林语堂的警惕。 就在这一天，台北故宫博物院向林语堂发出了参加一个重要宴会的邀请。作为知名学者和文化人，这类社交活动对林语堂来说并不罕见。然而，考虑到女儿的状况，他起初有些犹豫。林如斯察觉到父亲的顾虑，表示自己已经好多了，并鼓励父亲参加这个活动。经过一番思索，林语堂最终决定赴约，将女儿独自留在了房间。 宴会刚进行到一半，林语堂便感到一阵莫名的不安。正当他与宾客交谈时，一个突如其来的电话打破了宴会的喜庆氛围。电话那头传来的消息如同晴天霹雳：林如斯在家中上吊自杀了，结束了自己48岁的生命。 得知噩耗的林语堂立刻匆忙离席，赶回家中。然而等待他的是最为痛心的景象——他心爱的长女已经气绝，吊在房间的屏风梁上。这一刻，所有的荣誉、成就都变得毫无意义，剩下的只有无尽的悲痛和自责。 自从女儿去世后，林语堂仿佛一下子苍老了许多。他整日闷闷不乐，身体状况也大不如从前。丧女之痛似乎耗尽了这位文化巨人的生命力，让他难以继续他的创作和生活。 1976年，也就是林如斯去世后的第五年，林语堂也走完了自己传奇的一生。许多人认为，是丧女之痛加速了他的离世。父女二人在另一个世界重逢，或许是这个悲剧唯一的慰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