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因为一次集体械斗事件，一名19岁的中国女知青只身游过额尔古纳河，逃到苏联，随即被克格勃看上，但结局悲惨。 1949年6月5日，傅索安出生在天津市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中，她的家庭条件可谓优越。父亲是一位救死扶伤的医生，母亲则是当时少有的英语翻译人才。从小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傅索安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外表俊秀、活泼可爱的她很容易就能获得周围人的喜爱。 1966年，年仅17岁、正在读高一的傅索安立刻投身其中。凭借班干部的威望，她组织了一支规模达一千多人的造反战斗队，积极参与到批判学术权威、揪斗＂牛鬼蛇神＂的运动中去。同年8月18日，她成为了毛泽东首次接见的红卫兵之一，这无疑给了这位年轻女孩极大的政治荣誉感。 在家庭环境中，傅索安与父母的关系却并不融洽。知识分子家庭的背景在那个特殊年代成为了一种＂原罪＂，而傅索安选择了与家庭价值观背道而驰的道路，这使得家庭矛盾日益加深。父母对她参与暴力活动的担忧和反对，反而激发了她更加极端的行为，似乎是要通过政治激进来证明自己的＂革命纯洁性＂。 傅索安的暴力倾向并不仅限于政治运动中。一次，当她请求邻居帮忙伪造私章被拒绝后，她一怒之下将对方打晕。这一行为竟然惊动了高层领导，公安部长谢富治亲自派人调查此事。感到事态严峻的傅索安，以＂串联＂为由迅速离开了天津。 逃离的三个月里，傅索安辗转多地，最终来到了内蒙古与苏联接壤的边境地区，在距额尔古纳河不到二十公里的奇玛村落户，并认下了一位＂干娘＂。这比1968年12月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早了半年多，因此傅索安成为了中国第一个主动＂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 奇玛村与邻近的鲍家庄长期存在水资源矛盾。两村共同修建的水库因规模过小无法满足双方需求，导致冲突日益加剧。1968年，当冲突再次升级时，已经19岁的傅索安不但没有如一个读书人那样充当调解者，反而带头组织村民在夜间袭击鲍家庄的村民，造成三人骨折，一人眼睛被打瞎的严重后果。 这次集体械斗事件彻底改变了傅索安的命运。事后，她被当地政府拘捕并安排了批斗会。在会上，尽管有民警尽力阻止过激行为，傅索安还是被激愤的群众殴打得面部肿胀，一只眼睛受伤，鼻血直流，甚至头发被扯掉了一半。 深知自己作为首犯将面临怎样严厉处罚的傅索安，在强烈的求生本能驱使下，选择了逃亡。在大兴安岭漆黑的夜里，她凭借模糊的记忆，一步步向边境方向艰难前行。最终，她奋不顾身游过了额尔古纳河，逃到了苏联境内。这一叛逃行为，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也使她从一名＂知青落户第一人＂转变为一个背叛祖国的叛逃者。 到达苏联境内后，傅索安很快被边防军发现并逮捕。当时正值中苏关系紧张时期，一个来自中国的年轻女子突然出现在边境地区，自然引起了苏联当局的高度警惕。起初，苏联边防人员怀疑她是中国派来的间谍，对她进行了严格的审讯和调查。 傅索安向苏联方面表明了自己是＂政治避难者＂的身份，声称是为了投奔苏联而逃离中国。几天后，当苏联方面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中国确实在通缉一名因集体械斗事件逃跑的女知青后，才逐渐相信了她的说法。她成功从＂可疑间谍＂转变为了＂政治避难者＂，暂时躲过了被遣返的命运。 苏联情报部门对这位胆大心细、相貌出众的中国女孩产生了浓厚兴趣。克格勃官员们很快发现，傅索安不仅有着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还曾是红卫兵骨干，对中国社会结构和政治环境有着独特的了解。这些特质使她成为了一个潜在的情报资产。 1970年4月，经过近两年的训练，傅索安被派往日本执行一项重要任务——参与轰动世界的＂东京谋杀＂案。这次行动的成功让她在克格勃内部迅速获得了信任和认可。随后，她的能力得到了苏联当局的肯定，被委以更加重要的任务。 当＂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林彪和叶群的专机在蒙古坠毁，傅索安被派往现场协助辨认尸体。她作为一个曾经的中国红卫兵，对中国高层领导人的相貌有着直观的认识，这使她在此类任务中具有独特优势。此外，她还被安排参与了与台湾相关的一系列秘密工作，彻底成为了一名为苏联服务的特工。 然而，高强度的任务和紧张的生活节奏严重损害了傅索安的健康。她的肝病症状日益加重，最终导致她无法继续执行外勤任务，不得不返回苏联休养。在苏联的医院里，面对日渐衰弱的身体，她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道路。 回到苏联后，傅索安的健康状况持续恶化。病重期间，傅索安尤其思念自己的家乡和祖国。她深知，自己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可回头的路。 1974年，年仅25岁的傅索安做出了结束自己生命的决定。在自缢前，她特意割破静脉，在病房墙上用自己的鲜血写下了一个大大的＂悔＂字，表达了对自己过往行为的悔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