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周总理出访印度尼西亚期间途经昆明，遇到了初恋女友张若名，他轻声地问道：“多年不见，愿回北京工作吗？” 1955年，周恩来总理在出访印度尼西亚途中，专程经停昆明。行程紧凑的他却特意安排了一个私人会面，通过云南大学党委书记，表达了想见两位老朋友的愿望。 第二天，三人如约在昆明见面。重逢之时，周总理亲切地向张若名问候，并提到邓颖超特意叮嘱他向＂若名姐＂问好。气氛温馨而又略带几分感慨。谈话间，周总理关切地询问两人在云南的生活和工作情况，然后轻声问道：＂多年不见，愿回北京工作吗？＂ 张若名微笑着婉拒了这一邀请，这个答复，周总理表示理解和尊重。短暂而珍贵的会面结束后，周总理因公务繁忙不得不告辞，而这次重逢也成为他们人生中最后一次见面。 张若名和邓颖超的友谊要追溯到更早的时候。她们曾是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同学，比邓颖超年长的张若名常被后者亲切地称为＂若名姐＂。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当时还是学生的张若名从报纸上获悉北京学生抗议巴黎和会不公正对待中国的消息后，立即采取行动。她在校内组织了一个特别的演讲培训班，教导女学生如何突破传统束缚，在公众场合表达爱国情怀。 在张若名的倡议下，天津的学生也开始制作横幅和传单，加入罢课和游行队伍。她成为天津学生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并创立了＂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正是在这场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中，她认识了同样热血沸腾的周恩来。 1919年9月，张若名与周恩来、邓颖超等进步青年一起，创办了革命团体＂觉悟社＂。 为了更好地传播革命理念，觉悟社创办了《觉悟》杂志。张若名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急先锋＂的女子》一文，大胆提出妇女解放的观点 觉悟社成立后不久，天津爆发了抵制日货运动。一名学联成员被日本人暴打的事件引发了全城学生的愤怒。张若名与周恩来等人组织了大规模请愿，要求严惩肇事者，但却遭到军警镇压，多人被捕。即使身陷囹圄，张若名依然坚持斗争，拒绝向敌人屈服，甚至因此与父亲断绝了关系。 在国内形势日益严峻的背景下，觉悟社决定派遣成员前往法国勤工俭学。张若名作为精通法语的成员自然在列。 在法国期间，张若名担负起与法国共产党联络的重任。除了政治活动，她还冒险建立了一个互助组织，帮助中国留学生摆脱极端贫困状态。 也是在这段时间里，张若名与周恩来的关系更进一步，正式确立了恋爱关系。然而，革命工作的压力和长期分离，让这段感情经受了严峻考验。 1924年初，列宁逝世的消息传来，法国共产党决定举行追悼活动。由于当时形势紧张，法国共产党规定只允许法国籍党员参加，禁止外国成员出席。然而，里昂党组织冒险决定派张若名作为代表参加。尽管她曾表达担忧，认为这可能会加剧组织内部矛盾并引起当局注意，但组织仍坚持让她出席。 正如张若名所预料，她在追悼会结束后立即引起了法国警方的注意。一走出会场，警察就开始盘问她的身份和出席目的。虽然她机智应对，声称这只是个人行为，但仍被带到警局调查。虽然党组织设法将她保释出来，但法国警方开始严密监视她的一举一动，跟踪她的行踪，检查她的信件，甚至监视与她有接触的人。 在外部压力和组织内部某些成员的不理解双重打击下，张若名的工作被迫停止，最终导致她做出了退出组织的决定。尽管周恩来通过信件劝她慎重考虑，但张若名的决心已定。随着革命道路的分离，她也结束了与周恩来的感情关系。 离开党组织后，张若名并未消沉，而是将精力全部投入到学术研究中。她进入里昂大学深造，专注于法语文学研究，并最终获得了硕士学位。在专研学术的同时，她与另一位同样热爱学问的中国留学生杨堃相识相知。 他们不仅在各自的领域深耕细作，还共同开展了一项开创性工作——翻译中国古代文献。随着交往的深入，两人的感情也日渐深厚，最终结为夫妻。 1930年，周恩来前往莫斯科开会途中经过法国，与张若名有了短暂会面。在这次会面中，周恩来告知张若名他已与邓颖超结婚的消息。得知昔日好友喜结良缘，张若名真诚地送上祝福，并托周恩来带信问候邓颖超。 1931年，张若名和杨堃完成了在法国的学业。凭借他们的学术成就，两人完全可以留在欧洲获得优厚待遇。然而，家国情怀促使他们毅然决定回到祖国。 回国后，夫妇二人先在北平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张若名坚持在语言学领域深耕，而杨堃则继续他的民俗学研究。1948年，他们接到了云南大学的邀请。尽管云南条件艰苦，基本生活保障都成问题，但他们欣然接受邀请。 当1955年周恩来总理与张若名在昆明重逢时，已是阔别25载。这次见面充满了对往事的追忆与对现实的欣慰。周恩来已是新中国的总理，张若名成为了杰出的语言学家，杨堃也在民俗学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