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3月，蒋介石让邓锡侯从四川给胡宗南提供十万石军粮和十二万壮丁，邓锡侯回绝说：“四川在抗战期间提供了大量的粮食和壮丁，付出巨大牺牲。如今抗战胜利，再大肆征调，会失掉四川民心。” 1948年3月，蒋介石大佬给四川的邓锡侯大哥发了个“大订单”——要十万石军粮和十二万壮丁支援胡宗南。邓锡侯大哥一想，四川在抗战时已经拼得差不多了，这要求太狠了，于是就摆了摆手说：“不行不行。”老蒋一看，这家伙不给面子啊，直接就把他的四川省主席帽子给摘了，换上了王陵基。王陵基心里一万个不愿意，但胳膊拧不过大腿，最后还是勉强接了盘。邓锡侯大哥呢，则找了个养病的借口，跑到上海去透透气，还顺便跟民盟的头头张澜聊了聊天。 过了一阵子，局势又变了，老蒋为了守住西南这块宝地，把重庆绥靖公署升级成了西南军政长官公署，还选了张群当长官，邓锡侯这些川军大佬当副长官。不过邓锡侯大哥这次学精了，没去上任，心里头的小算盘已经拨得啪啪响，琢磨着起义的事儿呢。1948年3月，蒋介石给邓锡侯下了道“辣手催粮”的命令，让他从四川搞十万石军粮外加十二万壮丁去支援胡宗南。邓锡侯一听，直接翻了个白眼，心想：四川在抗战那会儿都快被掏空了，现在抗战完了还来这一出，老百姓不得炸毛啊！蒋介石一看邓锡侯这态度，二话不说就把他的四川省主席帽子给摘了，转手扔给了王陵基。 王陵基呢，正乐呵呵当着江西省主席呢，一听这消息，心里直犯嘀咕：四川那摊子事儿，乱得跟麻团似的，我可不想去蹚浑水。可蒋介石铁了心，限他一周内到四川报到。邓锡侯一看这架势，干脆来了个“三十六计走为上”，以“养病”为借口跑到上海享清福去了。在上海，他还找民盟的头头张澜倒了倒苦水。张澜一听，拍了拍他的肩膀说：“省主席丢了是小事，手里的兵权可得攥紧了！”老蒋为了帮衬王陵基，让他跟刘文辉、邓锡侯那些川军大佬们对着干，直接给王陵基戴上了四川保安司令的大帽子。王陵基这下子腰杆硬了，说要整顿川军，把多余的兵啊将啊都裁了，塞到自己的保安团里。邓锡侯的老底子，95军，就被王陵基盯上了，让他缩编。军长黄隐不买账，王陵基二话不说，补给砍了一半。邓锡侯私下找黄隐，说：“老兄，咱先忍一忍，看看风向再说。” 到了1949年4月初，老蒋一看形势不妙，把防御重心挪到了西南，还把重庆绥靖公署升级成了西南军政长官公署，让张群当头儿，邓锡侯他们几个川军大佬当副手。邓锡侯可不傻，说自己身子骨不行，不去凑这热闹，来了个温柔的抵抗。 解放军渡江战役一出手，南京就到手了，东南地区也跟风解放。邓锡侯一看国民党这德行，心灰意冷了，琢磨着要不要起义。可他又犯嘀咕，自己这大军阀、大官僚、大地主的帽子摘不掉，人家能要他吗？好友潘大逵一句话点醒了他：“老蒋对川军一直看不上眼，你跟着他去台湾，人生地不熟的，能有啥好果子吃？”邓锡侯琢磨着，要是能把刘文辉、潘文华拉一块儿起义，那政治资本可就噌噌往上涨了。仨大佬偷偷一碰头，决定绑一块儿，同甘共苦，有难同当。到了12月初，张群跑来传老蒋的话，想让邓锡侯和刘文辉把家里人打发到台湾去，俩人嘿嘿一笑，婉拒了这份“好意”。 7号那天，胡宗南派盛文来管成都的城防，邓锡侯和刘文辉一看这架势，不对劲儿啊，赶紧商量着撤出成都。邓锡侯借口说出去打猎，溜达着就出城了；刘文辉呢，身手矫健，翻墙头儿也跑了。俩人在北门外城隍庙碰了个头，二话不说，直奔新繁县龙桥。 老蒋一听俩人跑了，急眼了，派王缵绪去追，想让他们回来。邓锡侯一听，冷笑两声：“胡宗南那小子自己屁股都不干净，他还敢动手？有种就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