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国民党上将熊式辉去了香港，在遭到港英当局无故刁难后，他去了泰国开设纺

1949年，国民党上将熊式辉去了香港，在遭到港英当局无故刁难后，他去了泰国开设纺织厂，却亏了个精光。 在1937年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为了巩固对西安的控制，并同时积极应对日本的侵略行为，委任胡宗南驻守该地区，并要求其与共产党合作，共同抗击日军。然而，随着抗战进程的展开，共产党在抗日战场上的表现越来越令国民党高层警觉，蒋介石逐渐萌生了削弱共产党力量的念头。 胡宗南在1943年制定了一份详尽的剿共计划，内容涉及对延安地区的军事行动，这份计划原本是高度机密的。然而，胡宗南不知情地将这份计划交给了熊向晖，熊向晖是国民党中的一个特殊存在，表面上是忠诚的国民党军事人员，实则是共产党安插的内线，负责搜集并传递情报给共产党。 熊向晖得到这份剿共计划后，意识到这是一份极具爆炸性的情报。他立刻联系了《新泰日报》的主编王石坚，后者同样是留在西安的共产党地下党员。通过王石坚，这份关键情报被迅速通过电台发报的方式，密送至延安党中央。毛泽东等领导人得知后，迅速作出反应，调整了战略部署，并将蒋介石的内战企图告知盟国，希望借助国际压力遏制蒋的行动。 同时，朱德采取行动，直接与胡宗南沟通，力求使其认识到内战的危害，最终这一系列快速而准确的应对措施迫使蒋介石暂时放弃了对延安的攻击计划，成功维护了抗日统一战线的稳定。 熊向晖的工作不仅限于此次事件。在长期的合作中，他以出色的表现和对胡宗南的忠诚服务赢得了后者的信任。熊向晖总是能够精准地把握胡宗南的需求和紧急关头，通过提供关键建议和“捕捉卧底”来增加自己的价值。由于他在情报搜集上的独到便利和周密的考虑，他成为蒋介石电报事务的唯一负责人，这为他搜集和传递关键信息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在1948年初。此时，熊式辉在上海得知蒋介石正计划重新修订宪法并召开国民党立法院会议，意图巩固其总统地位。他认为，这一政治变局可能为自己重新崭露头角提供机会。 熊式辉决定借此机会重返南京政坛。据了解，蒋介石原计划提拔张群为新宪下首任行政院长，但该提名因CC系与复兴系立法委员的激烈反对而告吹，蒋介石不得不改提翁文灏作为候选人。 观察到张群在此政治风波中的失利，熊式辉迅速从上海赶往南京，直奔张群公馆。他向张群提出，政学系应当成立自己的组织以增强影响力。他回忆起四年前国民党召开的五届十一中全会上，何廉已经建议政学系尽快成立正式组织。然而，张群当时出于对蒋介石的忌惮，担心独立组织会引起猜忌，未采纳何廉的建议。 熊式辉向张群表达了他的观点：“当初何廉提出组织的重要性，而岳公未予理会，结果我们在政治舞台上处于劣势。现在，我们必须迅速行动，成立我们的组织，才能与CC系等势力抗衡。”张群在熊式辉的坚持下，感受到了组织的迫切性，开始重新考虑这一策略。 随后，熊式辉与张群密谋，决定由政学系的两位立法委员文群和王又廉拟定具体的组织方案。熊式辉承诺，只要张群同意，其他的筹备工作他会全权负责，确保政学系能在国民党内部占有一席之地。 熊式辉随即返回上海，开始着手筹备政学系的成立大会。他积极联络同盟，策划筹备活动，希望建立一个有力的政治集团，以便在未来的政治变局中能有更为积极的参与和影响。 然而，好景不长，淮海战役的失败对国民党造成了沉重打击，熊式辉的政治抱负也因此受到冲击。在国民党内部和南京社会的氛围中，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与不稳定，政学系的许多成员开始寻找退路，笃力社的活动也因此陷入停滞。1949年初，熊式辉决定离开大陆，转战香港，希望在那里找到新的生活与政治出路。 在香港，熊式辉的生活并不如意。虽然一度试图远离政治，他成立了“海角钟声”诗社，试图通过诗歌来寄托情感，与昔日的政学系旧友如吴鼎昌、陈其采等人保持联系，通过诗歌与牌局来消磨时光。 不过，熊式辉在香港的生活远非平静。他频繁接触的一些穷困潦倒的老部下经常上门求助，使他感到不胜其扰。此外，他因涉嫌持有伪造护照而被香港警方盘查，甚至一度被拘留，虽然最终在香港著名律师罗文锦的帮助下免于牢狱之苦，但这一事件极大地打击了他的自尊和心灵。 经历了香港的种种不顺，熊式辉在1950年决定移居南美，但计划未能实现，他改变了方向，前往泰国曼谷并尝试经营纺织厂，但因管理不善而导致企业失败。 1954年，熊式辉收到来自台湾的邀请，蒋经国希望他重返政坛。熊式辉怀着复杂的心情回到台湾，但迎接他的却是政治上的冷遇。蒋介石对他不甚关心，甚至没有会面，而他的老对手陈诚则在政坛上权势滔天，使得熊式辉在台湾的政治生涯未能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