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车耀先被敌人打碎颅骨，战友以为他死了，便脱掉他的衣服，丢进弹坑，就地掩埋。一天后，一农民路过吓得汗毛倒立，他屏着呼吸蹑手蹑脚地向前查看，却发现不可思议的一幕。 1911年，四川爆发了保路运动，重庆在七月初宣布罢市。车耀先跟随胡介仁，积极参与了保路同志会的活动。八月，胡介仁前往川军第二师第八团工作，车耀先也加入了这个部队，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他在部队中勤奋训练，表现突出。1918年，他被提升为连长；1923年，升任营长；1924年，成为团长。 1925年，杨闇公、吴玉章等人在重庆建立了中国国民党四川省临时党部，即莲花池省党部。次年，车耀先所在的川军第四师驻防荣昌，他在师内担任团长。师长罗仪三支持革命活动，设立了党务筹备处，由车耀先负责。他积极在荣昌城乡开展宣传，组织工人和农民，成立工会和农民协会，推动革命思想的传播。 1927年3月31日，车耀先率领宣传队来到协和乡，向当地农民讲解革命的重要性，鼓励他们组织起来争取自身解放。 1929年春天，车耀先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面对刘湘提出的前往深造或担任地方官职的建议，他都婉拒了，选择退伍返回成都。在那里，他开办了“努力餐”餐馆，继续为党的事业默默奉献。 在成都期间，车耀先担任中共川西特委军委委员，利用与刘文辉同乡的关系，进入二十四军特别班，发展党的组织。1930年10月，他组织策划了“汉州起义”，为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当时，帝国主义势力企图在成都华西坝地区修筑围墙，试图将其变为变相的“租界”。车耀先领导爱国教徒进行示威游行，迫使对方停止了筑墙计划。1931年，他发起成立了“中华基督教改进会”，倡导教会的自主、自传、自养，得到了广大教徒的支持。 1932年5月9日，在成都少城公园的“国耻纪念大会”上，车耀先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抨击当局的投降政策。反动势力试图逮捕他，但他在群众的掩护下成功脱险。随后，他发动了营救被捕爱国人士的运动。反动派密谋深夜包围“努力餐”餐馆，企图将他抓捕。然而，执行任务的部队首领与他是同乡好友，不仅没有逮捕他，反而协助他安全转移到重庆，继而前往上海。半年后，他又返回了成都，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1940年春天，成都的一家名为“努力餐”的小馆大门被猛烈敲响。外面的人声称有紧急的家乡电报需要送达，语气中却透着一股不容拒绝的强硬。 馆主车耀先意识到情况不妙，安抚了家人和员工，毅然走向门口。当他打开门时，一群便衣人员冲了进来，二话不说就开始在屋内翻箱倒柜，寻找所谓的“证据”。领头的人冷冷地对他说：“请你跟我们走一趟，很快就会回来。” 车耀先明白这是国民党当局对他的又一次打压。他镇定自若，整理了一下衣服，随着那些人离开了餐馆。从此，他的身影再未出现在家人和朋友的视线中。 早在1936年，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步步紧逼，成都的有识之士纷纷行动起来。作为当地知名的爱国人士，车耀先联合四十多个社会团体，共同组建了一个旨在抵抗外敌、救亡图存的组织。 然而，这个组织的成立过程并不顺利。国民党当局百般阻挠，甚至不允许他们在媒体上公开相关信息。面对重重困难，车耀先挺身而出，在筹备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呼吁民众团结一致，共同抗敌。 同年年底，一群进步人士聚集在一起，决定创办一份刊物，以传播抗日思想和革命理念。可是谁来担任编辑和发行人，成了大家犹豫的问题。 就在众人举棋不定之际，车耀先站了出来，坚定地表示愿意承担这个责任。尽管他曾因激进的思想而被当局疏远，但正是这种背景，使他成为最合适的人选。 在他的坚持下，刊物顺利通过了审批，取名为《大声》。这份报刊以宣传抗日救亡为宗旨，一经发行，便受到广大民众的热烈欢迎。短短几个月，发行量从最初的1500份增加到5000份，影响力迅速扩大。 国民党当局对《大声》的影响力心生忌惮，开始采取各种手段进行打压。他们指使邮局扣留刊物，威胁售卖的报童，甚至禁止学生订阅。同时，他们也对车耀先本人进行威胁，企图迫使他停刊。 面对压力，车耀先毫不退缩。他多次更改刊物名称，继续出版，以躲避当局的查封。同时，他的妻子黄体先也全力支持，用餐馆的收入来资助刊物的运营。 1940年，国民党发动了一场针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搜捕行动。许多曾在《大声》工作过的同志都被逮捕，车耀先也未能幸免。 被关押后，车耀先经历了残酷的审讯和酷刑。当局试图从他口中获取更多的信息，但他始终保持沉默，只承认自己是餐馆的老板。 在监狱中，他利用有限的资源，开始撰写《四川军事史》，希望通过记录历史，传递自己的思想。 1946年8月18日，车耀先在重庆被秘密处决。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高呼着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英勇牺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