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日军攻克曲阜，孔府老少恭敬地迎接日军。 1926年，毕业于日本东洋大学的马场春吉被派遣到中国山东，目的明确——通过接近孔府，影响并策反孔子的后裔衍圣公孔德成以及其他儒家圣裔，为日本的侵华事业提供支持。 马场的掩护身份是一名教师，他在丰田松岩创办的济南东文学校任职。这所学校表面上是一个文化教育机构，但实际上是日本特务活动的温床，马场春吉在其中担任了重要的间谍角色，定期向日本外务省提供情报。 资料显示，马场春吉的策略并非单纯依靠直接威胁或强迫，而是通过长期的文化渗透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进行操控。他试图通过宣扬“儒家正道在日本”的理念，借此改变孔德成等人的思维方式，使他们认同日本的文化优势与“儒家思想复兴”在日本的领袖地位。 为此，马场不仅多次邀请孔德成赴日参观孔庙斯文会的落成典礼，还安排了一些具有特务背景的日本学者，如大东文化大学教授内堀维文等，访问孔府。 他们向年轻的孔德成灌输“儒家正道在日本”的观念，努力通过文化话语让孔府接受日本在儒学领域的领导地位。这些活动虽然未能完全改变孔府的立场，但却暴露了日方通过文化侵略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野心。 与此同时，日方也在山东省内成立了多个文化研究组织，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山东文化研究会。该组织由一批亲日分子及汉奸组成，包括日本驻济南总领事有野学、西田耕一，以及军国主义者平田骥一郎等人。 他们与伪省政府合作，获得外务省、特高课的资助，开展了一系列文化项目，意图通过文化侵略来进一步巩固日军的占领统治。 山东文化研究会成立后，其活动迅速扩展，尤其是在青岛。日占青岛政府利用当地的祭孔传统，举办盛大的祭孔典礼，借此抹去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立性，并试图将孔子及其思想框定为符合日本侵略意识形态的“文化符号”。 这些祭孔活动不仅仅是宗教仪式，而更是一次文化渗透的表现，目的是通过强化“孔孟之道”在民众心中的影响力，来改变山东人民对传统文化的认同。 与此同时，山东文化研究会还组织出版了多部具有明显政治目的的书籍。其中包括《孔孟圣迹图鉴》，《山东文化丛书》，《济南读本》，以及《和汉二十四孝图》等。 这些作品的出版不仅仅是单纯的文化推广，更带有强烈的政治意图。书籍内容通过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再包装”，力图将其与日本的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思想相融合，从而为日本的殖民统治提供文化上的支持。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研究会邀请了不少亲日汉奸人物为这些书籍作序或题词，其中最为显著的是王揖唐和王克敏两位大汉奸的参与。通过这些具有影响力的文化人物的背书，研究会力图给这些文化作品披上“正统性”的外衣，从而增强其在山东民众中的接受度和影响力。 在1937年，马场春吉因肺病返回日本接受治疗。次年1月3日，曲阜即将沦陷的前夜，国民政府的20师师长孙桐萱奉蒋介石和韩复榘的命令，赶往菏泽，再驱车前往曲阜。 他的任务是护送孔德成及其夫人前往兖州，乘坐最后一班火车前往汉口。随着曲阜陷落，孔德成及其家人逃离家园，开始了一段充满危险与变数的历程。 到达汉口后的孔德成于1月5日发表了震撼世界的《抗日宣言》。在这篇宣言中，他郑重宣告，“我与全世界相信孔子的人们一起祈祷，日本将会很快失败。”这一言论迅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并在香港、纽约等地的报纸上广泛转载。 孔德成的这番声明不仅为中国的抗战事业注入了新的动力，也让日本在历史上苦心经营已久的“劫持衍圣公”计划，彻底化为泡影。 与此同时，孔德成的亲戚、山东省枣庄籍留学生孔祥明，在抗战期间积极关注并研究日本对中国文化和孔子家族的企图。 作为早稻田大学的研究生，孔祥明以其深厚的学术背景和对家族历史的责任感，深入查阅了大量日方的新闻报道、政府公报，并亲自前往东京调查，揭示了日方试图借文化侵略来扭曲历史的种种行动。 此外，杨义堂在《大孔府》的再版中吸纳了孔祥明的研究成果。该书的再版不仅丰富了学术界对孔子家族在抗日战争中角色的认识，也强调了这批历史资料的价值。 最终，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被捐赠给曲阜孔府档案馆，以供未来的学者和公众研究和参考，永久保存了这一段历史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