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杨得志到农村看望老战友，却发现他没钱看病，过得很不如意，当地县政府诧异地问道：“他不是汉奸吗？” 1974年，湖北省江陵县的一个小村庄召开了一场批判大会。 被批判的对象是侯礼祥，罪名是冒充革命军人，欺骗政府，甚至以伪造的介绍信。 在大会上，台下的群众愤怒地高喊口号，而侯礼祥则在台上辩解，坚称自己并未冒充。 突然，一辆警车急速驶入会场，几名公安战士下车后走向村干部。 他们表示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点名要找侯礼祥，，指示他前往县委。 侯礼祥小时候，他家境殷实，接受了几年的私塾教育。 然而父母早逝后，他被迫依靠自己打工为生。 虽然尝试过在古城荆州找工作，但由于没有背景和关系，侯礼祥只能依靠体力从事一些短工工作。 1929年，毅然报名参军，成为了红5军第2纵队的一员。 报名时，由于登记时的疏忽，他的名字被误写成了“李祥”。 侯礼祥解释说，自己从小就被亲戚朋友称呼为“礼祥”。 1930年，他通过红3军团任第1师团长彭绍辉的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且参与了长征。 长征中，他的部队经常处于最危险的前线。 在长征途中，侯礼祥曾参与过大渡河的强渡、泸定桥的飞夺和腊子口的攻打等关键战斗，虽然并非每次战斗都有明确的记录。 在这些战斗中，侯礼祥身受重伤，在一次攻打四川小河战斗中，他的颈部被敌子弹打穿，另一次攻打甘泉时，他的右大腿骨差点被击断。 尽管如此，侯礼祥始终坚持战斗，直至红军成功会师。 在此期间，曾担任红一师副师长的杨得志曾多次来看望他。 1936年，红军的一部分进入瓦窑堡后方医院养病，侯礼祥的伤势逐渐恢复，开始担任红一师十三团团长。 尽管身处危险，他仍不畏艰险。 侯礼祥的部队也不断调整编制，而他自己也晋升为团长等职务。 1937年，侯礼祥被调往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侯礼祥本有机会返回前线作战，但由于身体原因，上级决定将他留在后方。 1939年初，侯礼祥在一次训练中不幸受伤，虽然伤势最终康复，但身体状况始终未能恢复至理想的水平。 组织安排他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 由于战友和领导们都还在前线奋勇杀敌，而自己却只能待在后方，侯礼祥感到无比的沮丧和愧疚。 在武汉的工作期间，叶剑英经常与他交谈并开导他。 在叶剑英的鼓励下，侯礼祥开始积极锻炼身体。 很快，他就主动提出要求，要求前往敌占区开展工作。 湖北省委批准了他的请求，将他派往中共江陵县委工作。 然而，上级并未立即给予他实质性的任务，甚至冷落了他一段时间。 没有明确的工作安排，侯礼祥失望至极，便请假回到家乡探望父母。 在回到老家的过程中，他带回了许多能够证明自己身份的文件和证书，包括荣誉证书和残疾证等，并将它们放在一个皮箱里。 然而，皮箱被盗。 假期结束后，他归心似箭地想要寻找党组织，但组织早已失联。 无奈之下，侯礼祥只能回到家乡侯家台。 1949年，侯礼祥开始参与村里的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运动。 然而，由于证件被盗，无法向他人证明自己的身份，他虽然在报纸上看到过杨得志、陈赓等老首长的消息，但自己却无法与他们取得联系。 甚至连写信的地址都不清楚。 侯礼祥在家乡的处境越来越艰难，乡亲们对他冷嘲热讽。 1955年，杨得志在完成授勋仪式之后，李祥这位与他并肩作战多年、参与过长征的老部下，始终没有出现在典礼现场。 杨得志震惊地发现，李祥从1939年开始便如同人间蒸发，至今再无消息。 组织只能将他列为阵亡战士。 六年后，1961年，杨得志收到了一封由中央军委办公厅转交的信件。 信的署名是“侯礼祥”，来信者自称是多年未曾联系的李祥，并且详细讲述了自己在红军长征时期的经历。 杨得志核实了信件内容，确认这封信确实来自李祥。 但杨得志的回信像是石沉大海，再也没有收到回应。 1971年，在济南军区的大院门口，一位蓬头垢面的老人表示自己是杨得志的老部下，曾在红军担任团长。 当杨得志得知自己失联多年的老部下终于找到了自己时，内心的激动难以言表。 几天后，老人再次来到军区大院，警卫员此时要求他提供身份材料。 最终，杨得志决定通过让老人写下红军长征期间的亲身经历来验证其身份。 老人写下了有关1935年周总理视察红军的情节，那时，周总理还留着浓密的大胡子，很多人都知道他是“大胡子主席”。 杨得志看到后无比激动。 杨得志得知他这些年饱受困苦的经历后，深感痛惜，并承诺为他平冤洗名。 在杨得志的证明下，侯礼祥终于恢复了昔日的红军待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