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1961年说，当年红军长征途中他曾经问过毛泽东，我们到底要去哪儿。毛泽东回答：“我考虑还是要往北。”刘伯承将军在说这句话时字里行间都是对于毛泽东主席的敬佩。
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我党为保存剩余力量决定进行长征，在此期间，共产国际派来的李德、博古等人在我党当中占据重要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之前的湘江之战当中，国民党为阻挡我军长征的步伐，接连组成三道封锁线，用强劲炮火压线，我军凭借自身的勇敢与魄力成功打破了敌人的封锁，但也因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我军人员在进行长征时人数达到86000人，到此时仅剩30000人。
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方面的理论成果，纠正了党内暂时出现的“左倾”错误。
因为认识到毛泽东的政治主张是符合我党我军现实情况的，刘伯承与聂荣臻几位将领多次在公开场合认可毛泽东的思路，并表示应由清晰正确洞察局势的毛泽东担任我党总指挥的职务，以将党的路线重新拉回正确的方向。
王稼祥曾经在刘伯承等人面前表示：“毛泽东思路清晰，比起博古等人，他的思路更适合我党目前的发展状况。”
刘伯承、聂荣臻也点头回答：“我们的意见和毛泽东是一致的，他的战略方针确实更科学。”
王稼祥在当时党内的地位十分特殊，我党创立伊始一直借鉴苏联的革命经验，当时我党内部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表态，在党内有举足轻重的指导意见。
王稼祥作为其中一位成员十分欣赏毛泽东，二人在私下经常就中国革命的发展前途展开讨论，王稼祥甚至表示他支持毛泽东的决策，并认为党的第一领导人非毛泽东莫属。
在之后的通道会议当中，毛泽东分析了目前我军的形势，提出我军应当继续向北，到达贵州补充力量。
因为贵州的力量相对薄弱，我军可以在此地建设专门的根据地，让元气大伤的部队能够休养生息一段时间。
博古等人认为与红二、六军团及时汇合才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因为这一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在几天后的黎平会议当中，我军再次召开会议，周恩来将毛泽东之前提出的更改路线的提议再次提了出来，与会人员表示赞同，认为调转方向去贵州才是最佳选择。
在后续的猴场会议当中，毛泽东在刘伯承、王稼祥、彭德怀等人支持下主持会议，提出遵义为最佳根据地建设地点。
在渡过乌江后，我军成功占领遵义地区，在柏公馆召开了于此地的第一次扩大会议，此次会议的主持人仍然是博古，在他报告完自己的各项工作以后，强调我方之所以处于劣势位置主要是因为敌我悬殊过大。
但是他没有想到的就是，周恩来在后续报告当中，直截了当指出我军之所以会面临而今并不乐观的形势，主要原因就是战略出现问题。
在之后的汇报中毛泽东向与会同志汇报自己工作成果，并且认为我党的“左倾”错误并不代表全部工作出现问题，而是代表其中有部分问题亟待解决，我党在五次反围剿过程当中失败的原因并非客观因素，实为主观因素，我们在防御道路上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并不能因此认为我党政治路线出现问题。
由此能够体现出我党的鲜明特点，那便是在革命过程当中，我党不介意将“诊治的手术刀”对准自己，将存在的“腐肉”割除。
也正是因为我党的这一特点，所以我们能够不断提升党的纯洁性，在这一过程当中不断完善自我。
之后毛泽东不仅成为了常委还做了周恩来在军事上的帮助者，当时周恩来和张闻天认为毛泽东能力过人，建议让他来负总责，但是毛泽东认为自己的职位已经过多，力荐张闻天负总责。
从此以后，中国革命走向了真正适合自己的道路，而今回头看去，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智慧更是在历史的隧道里熠熠生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