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惨败，红军从8万6锐减到3万，李德竟还要枪毙满头绷带的周子昆。毛主席：丢一个团就要枪毙，那丢了整个中央苏区、造成5万红军死亡的统帅部该承担什么责任呢？李德：我一个外国人，不承担责任！ 1934年11月至12月初，中央红军在湘江地区与国民党军队进行了一场殊死搏斗。这就是著名的湘江战役。然而这场战役的结果却是异常惨烈的，仅仅几天时间，红军就从8万6千人锐减至3万余人。 红军在湘江遭受如此重创，根本原因就在于李德、博古坚持错误的判断，强令部队冒险强渡。作为军事指挥员，他们不顾部队实际情况，不听曾在一线作战的将领意见，执意采取自己的作战方针。其结果就是造成了数万将士伤亡，中央革命根据地北部也完全丧失。这样惨痛的教训本应引起军委的反思，但李德、博古却仍然不思悔改。 此时的周子昆师长也身负重伤，他头部缠满绷带，双眼都被遮住。本该静养的他，却要接受李德的拷问。李德把湘江战役的失败全部归咎于周子昆，甚至要将他枪决。他歇斯底里地质问周师长为何敢一个人逃回来。 面对李德的无理指责，周子昆据理力争。他坦言自己虽然也曾经打胜仗、立战功，但从没打过像李德指挥的这种败仗。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再按照李德这样指挥下去，红军非覆没不可。 李德对周子昆的话恼羞成怒，当即下令枪毙，然而无人响应他的号令。就在双方僵持之时，毛泽东及时赶到，力挽狂澜。他反问李德，既然你说丢了一个团就要枪毙，那么丢了5万红军、丢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统帅部又该当何罪？ 李德无言以对，却还倚仗自己是外国人的身份，声称不该由他负责。他的话立刻引起在场将士的公愤。然而毛泽东没有计较，而是态度坚决地对博古说，周子昆的事就交给自己处理。博古一时也不知如何是好，只得默许。 毛泽东和警卫员扶着周师长离开了。虽然暂时化解了这场风波，但毛泽东已经看清了李德、博古的为人。他们志大才疏，刚愎自用，在军事指挥上简直就是饭桶。而这一切，都是博古一手造成的。当初他一意孤行，非要请来李德这尊＂太上皇＂，才酿成大错。
1933年，李德踏上了中国这片充满神秘色彩的土地。作为苏联派遣的军事顾问，李德的使命非常明确——他将协助中国共产党，借助苏联的军事理论与战术，帮助红军在与国民党军队的激烈对抗中扭转局势。李德的到来，不仅带来了外来的军事经验，也给中国革命的历史写下了一个特殊的篇章。作为共产国际派遣的“专家”，他无疑在红军的早期历史中占据了特殊地位。然而，他的到来也为中国革命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李德在刚到中国时获得了极高的信任。由于当时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年轻且缺乏军事经验，他对来自共产国际的指令极为尊重，几乎将李德的话视作命令。博古与李德建立了非常紧密的关系，两人几乎无话不谈，李德也很快通过博古的支持，掌握了中央红军的指挥权，成为了实际上的最高军事领导人。这位德国顾问自信满满，认为自己能够运用苏联的经验帮助中国红军获得胜利，然而他忽略了一个致命的问题——中国的国情与苏联完全不同。
李德信奉的是苏联红军的“正规战”战术，这种战术基于集中的兵力、严密的战略布局和正面开战的理念。在他看来，红军只要按照这一模式与国民党军队对抗，就能够取得胜利。然而，李德并未充分考虑到中国的地理特点、战争环境和红军与国民党军队之间的巨大差距。中国的广阔地域和复杂的战局，并不适合像苏联一样的正规战。中国的国情和社会结构也与苏联截然不同，红军所面临的敌人不仅是国民党军队，还有地方军阀的势力以及复杂的民众情绪。
第五次反“围剿”战役爆发时，李德决定采用“堡垒战”的战略，放弃了红军之前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试图将红军的兵力集中在固定的防线，正面与国民党军队进行硬碰硬的较量。李德认为，这样可以削弱敌人的优势，争取最后的胜利。然而，这一策略在实践中遭遇了严重的失败。红军在正面战场上屡屡败北，中央苏区的形势逐渐恶化，红军的士气也因连番的失利而受到打击。
李德的军事理论与中国的实际情况格格不入。在他坚信的“正规战”框架下，红军逐渐丧失了灵活机动的优势。过于坚持苏联模式，忽略了中国复杂多变的现实，导致了红军在这段时间内的多次失败。 一个月后，中共中央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与会者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深刻检讨，毛泽东的军事主张得到充分肯定。遵义会议后，中央决定撤销博古、李德在军委的职务，毛泽东重新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从此，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红军冲破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成功实现了战略大转移。尽管后来的长征之路仍然艰难曲折，但共产党人前赴后继、不怕牺牲的大无畏气概，必将战胜一切艰难险阻，迎来革命的光明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