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侄女周秉德：提前退休以后，爸爸的工资明显地减少。可是家中六个孩子，除了我和当飞行学员的秉钧外，家里四个孩子都上学，负担很重。 周秉德是周恩来总理的侄女，她的父亲周恩寿是总理的亲弟弟。1968年，周恩寿在哥哥的坚持下提前退休了。退休后，父亲的工资明显减少，可家里除了已经参加工作的周秉德和当飞行学员的周秉钧外，还有四个正在上学的孩子需要抚养，家庭经济陡然紧张起来。 周秉德的妈妈对此颇有怨言。她觉得孩子们正是需要花钱读书的时候，丈夫却突然收入骤减，日子难以为继。虽然丈夫一向是听从哥哥的安排，可妈妈认为这回真的有些不合情理。周秉德看出了母亲的愁容，只能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解释伯伯的一片苦心。 周秉德告诉妈妈，伯伯让爸爸提前退休，并非是不顾家庭的实际困难。恰恰相反，伯伯对弟媳的处境十分体谅。只是身为国家总理，他必须以共产党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和亲人，不能搞特殊化。周秉德劝慰妈妈说:＂越是亲近的人，要求就越严格。爸爸的身体本来就不好，伯伯是为了让他能安享晚年啊。＂ 周恩寿，周恩来的胞弟，虽然并未像长兄那样在革命的风云中扮演直接的领导角色，却在许多关键时刻为革命事业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支持。他的一生虽然没有过多地出现在历史的聚光灯下，但却是充满了无声的奉献与智慧。 1928年初，周恩寿在上海与长兄周恩来告别，他的这一行为象征着自己即将步入一条不同的道路。当时，外界普遍认为他是与长兄分道扬镳，脱离了党组织的关系，对外称自己为“同宇”。然而，周恩寿的真实想法并非简单的与党组织决裂，而是面对日益复杂的局势，他选择了隐匿自己的身份，低调而谨慎地行事。这一段时间，他并没有停止自己的努力，而是隐秘地在幕后支持着兄长和党组织。尤其是在1928年5月，周恩来与邓颖超赴莫斯科参加六大途中，遭遇日本水警的盘查时，周恩寿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面对突如其来的危险，他迅速采取行动，巧妙地掩护了兄嫂的安全。在大连被迫折返后，周恩寿陪同他们前往哈尔滨，成功脱险。这一举动，不仅展现了周恩寿出色的应急反应能力，还显示出他对兄长和党组织的忠诚。 随着局势的变化，周恩寿继续投身到各项工作中，尽管他表面上看似脱离了革命事业，但在多个地方从事税务、禁烟、证券等事务时，他始终保持着与地下党组织的联系。无论是在吉林、太原，还是天津，他都以非常低调的方式为革命事业提供着支持。1946年3月，周恩寿在北平与长兄重逢，时隔多年，兄弟二人再度聚首。在这一刻，周恩寿向长兄表达了自己重新参加革命的愿望。为了帮助他重新融入革命工作，周恩来指示李克农和赖祖烈提供了资金支持，鼓励周恩寿在天津从事生意活动，并以此为掩护，为当地的地下党提供活动经费和药品。在这段时间里，周恩寿与中共地下党员周世昌建立了联系，继续为党的工作提供掩护，资金和药品的支持成为了地下党能够顺利开展工作的关键。 然而，周恩寿的革命事业并非一帆风顺。1947年9月，他在天津被国民党当局逮捕。面对严峻的审讯，周恩寿表现得沉稳冷静，虽然最终供认了自己是周恩来的胞弟，但他始终没有暴露自己为党工作的一切情况，展现出了极高的保密意识和革命忠诚。即使在监禁期间，他依然保持了与党的地下工作联系，显示出他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和对党组织的忠诚。1947年12月，得益于南开大学教务主任伉乃如和常策欧的帮助，周恩寿成功被保释出狱，并继续与地下党保持紧密联系。 1949年，随着中国革命的深入推进，周恩寿再次迎来与长兄的重聚。这一次，他的身份和作用变得愈加重要。由周恩来和邓颖超的介绍，周恩寿进入华北革命大学学习，为进一步的革命工作奠定了理论基础。1950年，周恩寿顺利毕业后，进入了北京钢铁工业局工作，担任科长。这一职务标志着他逐渐走上了国家建设的舞台，也为他今后在冶金部门的任职和贡献打下了基础。在之后的工作中，他调任冶金部视察员、华北钢铁工业局工务处副管理师等职务，并先后担任重工业部钢铁总局供销处秘书、购运总站副站长、仓库管理科科长等职务。他的工作责任逐步提升，并且在中国的重工业领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尤其是在钢铁生产和供应链管理方面，周恩寿凭借着出色的专业素养和领导能力，推动了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一系列改革与进展。 然而，随着岁月的推移，身体的健康问题也逐渐困扰着周恩寿。1959年，因胃溃疡的病重，他最终选择了退休。尽管他不再亲自参与国家的各项具体事务，但他并没有彻底退出公共生活。1960年代初期，周恩寿稍微康复后，进入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继续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自己的智慧与力量。他的故事，见证了一个革命者从青春年华到老年的坚守与奋斗，更体现了他在多次风雨中依然坚持革命信念，为党和国家作出的不懈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