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军区副司令韩伟中将赶到民政部，要求追认红34师6000多名牺牲将士为烈士。某司长讲：“首长，按照规定，烈士追认必须有……。”韩伟中将怒斥：“34师就剩我1个团级干部了，我上哪里去找证明人……” 1955年，民政部办公大楼里，几名工作人员正在整理文件。突然，一位身着军装的将军快步走进了办公室，他就是时任北京军区副司令的韩伟中将。 ＂同志，我找负责烈士认定的司长。＂韩伟的声音有些急切。接待的工作人员看到是军区首长亲自到访，立即将他引到了相关负责人的办公室。 韩伟坐下后，开门见山地说明了来意：他希望能够为红34师在湘江战役中牺牲的6000多名将士申请烈士认定。这个请求让司长有些为难，按照规定，烈士认定需要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和证明人。 听到这个要求，韩伟情绪激动地站了起来：＂34师就剩我一个团级干部了，我上哪里去找证明人？那些战士们的生死，我都亲眼看见，还需要什么证明？＂ 这句话道出了韩伟心中多年的郁结。作为红34师100团的团长，他是那场惨烈战役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1934年的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最为惨烈的一战。当时，中央红军主力正在强渡湘江，而韩伟所在的红34师担负着掩护主力渡江的重任。 面对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红34师的将士们在阵地上进行了长达三天三夜的顽强阻击。他们明知这是一场九死一生的战斗，却依然选择了坚守，只为给主力部队争取宝贵的转移时间。 在那场惨烈的战斗中，整个红34师从最初的6000多人，到最后只剩下了500多名战士。而这500多人在之后的突围中，又遭遇了敌人的围追堵截。被迫分散突围时，韩伟带领着最后的几名战友退守到了悬崖边上。在那个绝望的时刻，他们选择了跳崖。 幸运的是，韩伟被山间的树丛挂住，保住了性命。但这份幸运却让他背负上了沉重的责任——他要为那些永远留在湘江战场上的战友们讨回一个公道。 如今，新中国已经成立六年了。韩伟深知，烈士认定不仅关系到革命先烈的名誉，更关系到烈士家属的生活保障。那些为革命献出生命的战友们，他们的家人理应得到国家的关怀和照顾。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一位老同志走进了办公室。他认出了韩伟，也了解红34师的历史。这位老同志建议，可以先对韩伟的证词进行记录，同时收集其他相关的历史资料，再研究特殊认定的可能性。 这个建议为事情打开了一个突破口。韩伟随即开始详细叙述当年的战斗经过，一个个战友的名字，一个个战斗场景，都被清晰地记录下来。这些口述资料，将成为追认烈士的重要依据。 韩伟在民政部提出的请求很快传到了中南海。毛主席听闻此事后，立即表示要详细了解情况。作为当年亲自指挥长征的最高统帅，毛主席深知红34师在湘江战役中的重大牺牲。 在毛主席的指示下，一个专门的工作组很快组建起来。这个工作组的任务是调查核实红34师的战斗历史，为烈士追认工作提供可靠依据。同时，中央还召开了专门会议，讨论如何妥善解决这个特殊的历史问题。 工作组在韩伟的带领下，首先来到了闽西革命老区。这里是红34师的诞生地，也是许多牺牲将士的家乡。在当地，工作组走访了大量的老百姓，收集他们对红34师的回忆。一些老人还保存着当年红军战士留下的物件，这些都成为了珍贵的历史见证。 在走访过程中，工作组还发现了一些幸存的红军战士家属。这些家属大多生活困难，但他们始终珍藏着与红军亲人有关的记忆。有的保存着书信，有的留着军帽，有的甚至还保管着战友临终前的遗物。这些实物见证，为核实烈士身份提供了重要线索。 工作组还在湘江战役的主要战场进行了实地考察。在那里，他们找到了当年的战壕遗址，收集到了散落的武器碎片。这些战争遗迹无声地诉说着那场惨烈战斗的历史。当地的老乡们还带着工作组找到了几处集体掩埋的地方，那里长眠着无数英勇牺牲的红军战士。 经过详细调查和认真论证，民政部最终决定特事特办。考虑到红34师的特殊历史功绩和重大牺牲，决定启动群体性烈士追认程序。这在新中国成立后还是首次，开创了一个重要先例。 一个专家组随即成立，专门负责论证红34师的历史功绩。他们查阅了大量的党史资料，调取了相关的军事档案，对战役过程进行了详细的复原。专家们一致认为，红34师在湘江战役中的牺牲，是保证中央红军主力生存的关键因素。 1956年，在闽西革命老区，一座新的纪念碑巍然矗立。碑文上镌刻着6000多个名字，这些名字虽然有些已经模糊不清，但他们的英雄事迹将永远铭记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 在追认仪式上，已经年过半百的韩伟站在纪念碑前。他回想起当年跳崖前战友们的遗言：＂活下去的同志，一定要把革命的红旗举到底。＂如今，革命胜利了，烈士们终于得到了应有的褒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