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2月末，蒙古国总理根登应邀到莫斯科参加宴会。三杯酒下肚，根登开始发疯。先是大声咒骂斯大林，然后推开周围的人，冲到斯大林面前狠狠的扇了他一巴掌！ 1895年，博勒吉德·根登出生在外蒙前杭爱省的塔拉格特苏木，一个普通的蒙古家庭。生长在20世纪初外蒙动荡变革的年代，年轻的根登很早就接触到了革命思想。当外蒙古开始红色革命运动时，根登毅然加入其中，凭借着坚定的信念和出色的能力，他逐渐在革命队伍中脱颖而出。与许多革命者不同，根登从一开始就展现出独立思考的特质，这种特质后来成为他政治生涯中的关键特征，也是他与斯大林冲突的根源。 1920年代至30年代的外蒙古处于巨大变革之中。在苏联的强力干预下，这个曾经的游牧社会被迫走上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1928年，正值根登成为外蒙最高权力拥有者之一时，国内已经开始了按照苏联模式的公有制改造。私人贸易被禁止，宗教活动受到严厉打压，喇嘛被强迫还俗，寺庙承受着沉重的税收负担。这些激进政策引发了牧民的强烈抵抗，许多人宁可杀掉自己的牲畜也不愿意交给集体。到1932年，外蒙的牲畜存栏量大幅下降，损失了750万头牲畜，国家经济陷入崩溃边缘。 为了缓解外蒙国内的紧张局势，斯大林选择了根登担任总理。根登上任后，展现出了不同于前任的治国风格。他实施了一系列务实的政策：减轻税收负担，支持私营企业发展，对宗教机构采取相对宽容的态度。这些措施取得了明显成效，外蒙的经济状况开始改善，根登也因此赢得了民众的支持。然而，作为苏联扶持的领导人，根登不得不在斯大林的授意下开展政治清洗。1933年，他以＂汉奸＂、＂卖国贼＂的罪名处决了56名高官，包括时任第一书记的姜巴·勒库姆，这一行动严重削弱了外蒙亲华派的力量。 1934年，斯大林要求根登在1937年前全面清除外蒙的宗教阶层，杀掉10万僧侣。面对这一残忍命令，根登坚决抵制。他认为：＂在我们国家，喇嘛在人民中比党和政府还有更大的影响力和威望，对待他们我必须要另寻良策。＂这种抵抗引起了斯大林的不满。在多次交流中，斯大林一再强调消灭宗教势力的必要性，但根登始终不为所动。1935年年底，情况进一步恶化。根登前往莫斯科向苏联提出经济和文化援助请求，却遭到斯大林的训斥和指责。 1935年末的莫斯科，寒冬已至，政治气氛同样寒冷。这时的苏联正处于斯大林大清洗的前夜，政治氛围异常紧张。根登带着改善苏蒙关系和争取经济援助的希望来到莫斯科，却不知一场政治风暴正等待着他。出发前，根登曾与几位亲信进行过长谈，表达了对此行可能面临风险的担忧。尽管如此，作为蒙古国总理，他仍决心为国家争取最大利益。 根登抵达莫斯科后，苏联方面安排了一场正式宴会。宴会表面上是为欢迎蒙古国总理，实则是斯大林对根登施压的舞台。宴会开始时，气氛还算融洽，但随着话题转向政治和军事问题，情况迅速恶化。斯大林训斥根登未能将蒙古的军事预算提升到60%，并对根登领导下的政府未能贯彻苏联建议表示不满。随后，斯大林列举了根登的＂二十大罪状＂，包括对宗教问题的消极态度、经济政策的偏差等。面对这些指责，根登并未退让，而是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进行抗辩，坚持蒙古有权决定自己的政策方向。 随着酒精的作用和紧张情绪的累积，宴会的气氛越发剑拔弩张。斯大林对根登的抗辩表示嘲讽，指出没有苏联的支持，蒙古依然是中国的一部分，苏联没有义务帮助蒙古。这番话彻底激怒了根登，酒精削弱了他的自制力，使他爆发出平日里不敢表露的情绪。1935年12月末，蒙古国总理根登应邀到莫斯科参加宴会。三杯酒下肚，根登开始发疯。他先是大声咒骂斯大林是＂血腥的格鲁吉亚人＂、＂红色沙皇＂，然后推开周围的人，冲到斯大林面前狠狠地扇了他一巴掌。接着，他一把夺过斯大林的烟斗，将其摔在地上，又将桌椅砸得七零八落。在场所有人都被这一突发事件惊呆了，会场一时鸦雀无声。最后，根登高喊蒙古国正在考虑与日本结盟，彻底将苏蒙关系推向了崩溃边缘。 这一事件后，根登的政治生涯迅速崩塌。他回到蒙古后立即被撤职并软禁起来。乔巴山接替他成为新的总理，开始全面落实斯大林的意志。在软禁期间，根登被剥夺了几乎所有的自由，但他仍设法记录下自己的思考和对蒙古未来的忧虑。 1936年4月，乔巴山以＂治疗＂为由，将根登送往莫斯科。表面上，这是因为外蒙古的医疗条件不足以解决根登的＂精神问题＂。实际上，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谋杀。到达莫斯科后，根登被苏联当局逮捕，并被指控犯有＂反革命罪和日本间谍罪＂。经过一场毫无公正可言的审判，1937年11月底，根登在莫斯科被处决，一代蒙古政治家就此陨落。随后，他的名字被从蒙古历史中抹去，直到1993年，随着外蒙＂政治迫害受害者纪念博物馆＂的建成，根登的名字才重新被世人所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