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钱学森喜欢一个人躺着，不爱 说话也不理人，家人怀疑他是不是得了老年痴呆，当医生问他100减7等于多少时，他突然怒斥医生“你知道你问的是谁？我是大科学家钱学森！”没想到，这句话却引得众人哄堂大笑。 钱学森曾提到，父亲钱均夫是他的第一个老师。钱均夫在教育儿子的过程中，毫不吝啬地花钱为钱学森购书，并且始终精心挑选书籍和画报。当钱学森即将离开祖国前往美国求学时，父亲送给他一大箱“中华文化丛书”，这一礼物不仅蕴含着父亲的深情厚意，也寄托着对儿子学术追求的期望。 他的童年在北京度过。3岁时，因父亲工作调动，钱家从杭州迁居到北京。那时，他们居住的四合院周围住着许多贫困的邻居，母亲乐善好施，总是尽力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钱学森深知母亲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引导他去做善事，他将母亲视作榜样，学习她的善良和无私。 1923年至1929年，钱学森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度过了他的中学时光。那时，学校的校长林砺儒推行了一种旨在提高学生智力的教学方法，注重激发学生的兴趣与主动性。钱学森回忆起当时的学习，他和同学们并未在考试前熬夜死读书，而是着重理解和掌握所学知识。那段时间，他的学习方法与心态为他日后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在国内的学习生活中，钱学森受到了孙中山先生《建国方略》的影响，立志为中国的铁路建设做出贡献。然而，淞沪会战的失败让他对国家的现状有了更加深刻的认知。当时，日本拥有数千架飞机，而中国能投入空战的飞机不到100架，面对日军的轰炸，中国几乎没有抵抗的能力。 九十年代初的一个冬日，北京某医院的特护病房内格外安静。透过走廊的玻璃窗，能看到一位老人静静地躺在病床上，目光望向天花板，仿佛在思考着什么。这位安静的老人就是中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 近几年来，钱学森的生活状态让家人颇为担忧。他经常一个人躺着，不怎么说话，也很少理会他人。即便是家人陪在身边，他也总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这种状态持续了很长时间，家人不免担心他是否患上了老年痴呆症。 这天上午，应家属的请求，主治医生赵聚春来到病房，准备对钱老做一个简单的认知能力测试。病房里除了医护人员，还有几位家属。赵医生站在床边，轻声向钱老问了个算术题：＂钱老，请您做个计算，从100开始，一直减7，您算给我们听听好吗？＂ 病房里一片寂静，所有人都在等待着钱老的反应。然而，这个在常人看来再简单不过的问题，却像是触动了什么开关。原本一直安静躺着的钱学森突然坐起身来，目光炯炯地看着医生，声音洪亮地说：＂你知道你在问谁吗？我是大科学家钱学森！＂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打破了病房的沉寂。原本凝重的气氛顿时被打散，在场的人都忍俊不禁。就连一向严肃的赵医生也笑了起来，他从钱老的反应中看出，这位德高望重的科学家的思维依然敏捷。钱学森用实际行动证明，即便在生命的暮年，科学探索的热情也从未减退。 钱学森一生淡泊名利，情怀崇高，始终无私奉献。他住了一辈子的老房子，长期使用同一个公文包，40年如一日。他捐出了所有的奖金，从不要求生活上的特殊待遇。在晚年，他坚持不题词、不写序、不参与评审，不出席任何应景的活动，也不担任任何荣誉职务。 为了国家的科研事业，他先后捐赠了两笔100万港元的奖金，专门用于沙漠治理。对于个人成就，钱学森总是谦虚地表示：“导弹和航天是成千上万人的事业，成功并非靠一两个人的努力。我所取得的成绩，归功于党和集体，而我不过是党领导下这个集体中的一员。” 钱学森曾经在两次特殊情况下捐纳大额党费。一次是他收到来自中央文史馆的一笔三千余元的补发款项，另一次则是他从两本著作的稿费中挤出资金。在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钱学森家境亦不宽裕。 尽管如此，他仍将自己刚刚从《物理力学讲义》和《星际航行概论》两本书的出版稿费中所得的几千元，毫不犹豫地上交党组织。钱学森深知国家的经济困境，他感到这笔钱不应由他个人享用，便将它作为党费捐给组织。 1969年，钱学森的父亲去世，临终时遗嘱将其遗产3000元全数交给了女儿钱月华。当时，蒋英准备将这笔钱交给小姑子，但钱学森却坚决反对，并表示不能给她。当时钱老的健康状况愈加严重，不得不住院。 政府考虑到钱学森对中国教育事业的贡献，给予了他3000元的奖金。然而，钱学森认为这些资金属于国家，而不应当由个人享用。他坚持认为这笔奖金应退还，月华的照顾应由家庭自己承担，最终夫妻俩省吃俭用，终于凑足了这笔钱，交给了钱月华。 1970年，中国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标志着中国国防技术的突破。仅用十多年的时间，中国在航天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显著成就，达到了世界上少数几个发达国家的水平。钱学森虽然年事已高，但他仍然关心着祖国的航天事业。在他82岁时，他在信中写道：“21世纪的中国人一定要在空天飞机上有所作为，这是国家的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