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11月，我国外交官何存峰乘坐美国客机飞往纽约，在飞行途中，何存峰去了一次洗手间，回来却发现随身携带的外交邮袋不翼而飞，外交邮袋中装着绝密文件，这次的任务就与文件有关，他向美国机长提出交涉，被美方粗暴地拒绝了。 上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中国逐步融入国际社会。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出现了显著的转变。 美国政府一方面积极推动与中国的经贸往来，另一方面又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模糊策略。在这种背景下，中美两国的外交关系可以说是既合作又竞争。 1985年，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关键的转折期。这一年，两国在军事、科技、文化等领域的交流日益频繁，但同时双方在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上的分歧依然存在。 在台湾问题上，美国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但同时又通过各种方式与台湾保持着非官方关系。这种复杂的外交态度给中美关系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在国际外交活动中，外交邮袋是一个国家与其驻外使领馆之间传递重要文件和物品的重要渠道。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规定，外交邮袋具有特殊的法律地位。 这种特殊的法律地位主要体现在外交邮袋具有不可侵犯性，任何国家都无权对其进行检查或扣留。外交邮袋的这种特权是国际外交关系中一项基本的行为准则。 为了保护外交邮袋的安全，各国都制定了严格的保护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对外交邮袋进行多重加密封装，以及派遣专门的外交信使护送。 在实际操作中，外交邮袋通常会有明显的外部标识，用以证明其身份。这些标识包括公章、铅封或漆封等多重防护手段。 在80年代的国际环境下，外交邮袋的安全显得尤为重要。各国都在努力平衡信息传递的效率和安全性，这使得外交邮袋的护送工作变得格外谨慎。 国际社会普遍认同，保护外交邮袋的安全不仅关系到一国的利益，更是维护正常国际关系的重要保障。因此，各国在处理外交邮袋相关事务时都十分慎重。 1985年11月25日，外交信使何存峰和杨水长接到了一项重要任务。这次任务是将两个装有重要外交文件的外交邮袋从旧金山送往目的地。 两人按照规定对外交邮袋进行了严格检查，确认了封条的完整性。外交邮袋上的标识清晰可见，显示着其特殊的外交地位。 他们登上了美国太平洋航空公司的PA72航班。根据外交邮袋护送规定，两名信使需要全程轮流值守，确保邮袋的安全。 在飞行过程中，杨水长表现出一些反常的行为。他以疲劳为由，将全部外交邮袋交给何存峰看管。 当何存峰因个人原因需要暂时离开座位时，他按照规定通知了杨水长。 然而当何存峰返回座位时，发现杨水长和外交邮袋都不见了。经过仔细搜寻，何存峰发现杨水长很可能躲在了飞机的夹舱位置。 面对这一突发情况，何存峰立即向机组人员报告了情况。但机组人员的反应却出人意料，他们拒绝承认杨水长在夹舱的事实。 为了更好地与美方交涉，何存峰找到了一位会说英语的中国乘客协助翻译。通过翻译，何存峰向机组人员详细说明了外交邮袋的重要性和不可侵犯性。 在多次交涉后，美方终于承认杨水长确实在夹舱中。但他们以杨水长申请政治避难为由，拒绝让何存峰接触杨水长和外交邮袋。 事态进一步升级，飞机突然宣布要在芝加哥紧急降落。 在飞机降落芝加哥奥哈里国际机场后，何存峰采取了更为坚决的措施。他拒绝离开飞机，并且坚持要求归还外交邮袋。 面对何存峰的坚持，美方最终不得不做出让步。他们将完整的、未开封的外交邮袋归还给了何存峰。 通过这次事件，中国外交部门认识到了外交人员选拔工作中存在的漏洞。随后，外交部门加强了对外交信使的政治审查和忠诚度考核。 在外交邮袋护送程序方面，也进行了全面的改进和完善。新的规程增加了多重核查环节，提高了护送过程中的安全系数。 这些改进措施包括增加护送人员的数量，完善交接程序，加强信使之间的相互监督。同时，也加强了对外交邮袋本身的防护措施。 杨水长的背叛行为最终没有得逞，他后来在美国的生活也陷入困境。据后来的报道，他在美国过着困顿的生活，最终在难民营中度过余生。 这个结局给所有外交工作者提供了一个深刻的警示。背叛国家利益的行为不仅会损害国家，最终也会毁掉背叛者自己。 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这次事件也凸显了《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在处理外交纠纷中的重要作用。美方最终归还外交邮袋，就是因为无法违背这一国际公约的规定。 这起事件对当今的外交工作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它提醒我们在国际交往中既要保持警惕，又要善于运用国际法维护国家利益。 近年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外交邮袋的安全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各国都在不断更新和完善相关的保护措施。 中国在这方面也采取了更加严格的管理办法。包括使用新技术加强外交邮袋的防护，提高护送人员的专业素质等。 这些措施的实施，使得类似的外交邮袋失窃事件极少发生。但1985年的这起事件，仍然是一个值得永远铭记的历史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