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陈西滢，邀请英国诗人朱利安来武大教授英文。他的妻子凌叔华与朱利安发生婚外情，又被朱利安嫌弃。为留住帅哥，向来矜持的凌叔华揣着老鼠药、蒙古刀，闹着要吊死在朱利安房里。 1939年，凌叔华以照顾母亲为由，带着女儿从香港途经上海，再回到北京，一去不返。此后几年，陈西滢在伦敦继续从事教学工作，而凌叔华曾短暂带着女儿停留伦敦，但很快便去了巴黎等地。她的足迹遍布全球，包括南洋和新加坡等地的大学，也都留下了她的身影。 凌叔华在这些地方写书、画画，然而她始终没有再回到陈西滢的身边，也没有再有新的恋情。她曾对女儿陈小滢说：“女人啊，这辈子不要结婚。”直到陈西滢去世，凌叔华都未曾再与他共同度过晚年。尽管如此，她也没有与陈西滢离婚。 1943年，陈西滢因对英国文化的熟悉，受国民政府派遣前往英国从事外交工作。在担任中英文化交流职务期间，他为促进两国文化的互动做出了不少贡献。1956年，周恩来总理的外交顾问周鲠生先生在访问伦敦时，特地拜访了陈西滢。两人畅谈了数小时，陈西滢表达了他深深的爱国之情，表示希望能回到中国大陆落叶归根。 陈西滢曾表示，若要总结过去的一切，他认为“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作为一位中西合璧的学者，陈西滢在西方的生活使他更加强烈地思念着故土。无锡的风土人情、家乡的点滴回忆，都让他在老年时依旧心心念念。曾经发生过的一切，无论是与鲁迅的论战，还是妻子在婚内的出轨问题，渐渐变得不再重要。 1970年，陈西滢因中风去世，仍未能回到故乡。他的妻子凌叔华在陈西滢去世后，将其骨灰带回无锡，并将他安葬在太湖之滨的陈氏墓园。多年后，女儿曾问陈西滢：“为什么当年不离婚？”陈西滢的回答是：“那个年代，离婚对女人来说是件很不光彩的事。” 1924年五月，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被安排入住凌家。负责接待的正是时任北京大学教授兼英文系主任的陈西滢。在那场接待宴会上，凌叔华的才情与气质吸引了陈西滢的目光。1926年盛夏，两人举行了简单的婚礼。然而婚后生活并非想象中的诗意，性格温和但不善表达的陈西滢，与渴望精神交流的凌叔华之间渐渐产生了隔阂。尤其是搬到武汉大学后，远离了熟悉的北京文化圈，凌叔华愈发感到孤独。 1935年，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陈西滢，邀请英国诗人朱利安来武大教授英文。在武大的教师圈子里，凌叔华因精通英文，自然成为朱利安交流的桥梁。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两人的交往从普通的学术讨论逐渐发展为私密的情感交流。凌叔华开始注重打扮，时常烫发、化妆，整个人焕发出不同以往的光彩。 然而，这段备受瞩目的关系很快传遍了整个武大校园。陈西滢得知此事后，以其一贯的理性态度，给出了三个选择：协议离婚、分居各自生活，或是断绝与朱利安的来往。正当这段关系处于微妙时刻，朱利安却与其他女子传出绯闻。 这个打击让一向矜持的凌叔华失去了往日的克制。那个令人震惊的场景随即上演：她携带老鼠药与蒙古刀，闯入朱利安的住处，声称要在那里结束生命。这一举动不仅惊动了校方，更让整个文化界为之哗然。最终，在各方劝说下，凌叔华选择了回归家庭。 陈西滢是五四运动时期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他从英国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带着西方的政治、文化和文学教养回到中国。对于中国社会，陈西滢常常感到不满，他的心态可以用“看不惯”和“瞧不上”来概括。他写了大量与中国时事相关的文章，批判社会种种不合理现象。可能是受到英国绅士文化的深刻影响，陈西滢并不具有强烈的“战士”意识。他更倾向于保持自己闲适的旁观者姿态，而不愿卷入激烈的政治斗争。他的文章大多以“闲话”为题，内容呈现出一种轻松、随意的批判态度。 1925年10月，徐志摩在接编《晨报副刊》后，刊发了凌叔华的小说《中秋晚》，并附上一幅英国画家毕亚兹莱的半裸女性黑白画像。由于凌叔华不舍得撕下画册中的原图，便答应替徐志摩描摹了一张相同的图像。然而，徐志摩在发表时疏忽了说明，导致该画作被误认为是凌叔华的原创作品。仅一周后，《京报副刊》上有人批评这幅黑白画是抄袭，引发了社会的广泛讨论。随之而来的是另一篇文章，指责凌叔华的《花之寺》抄袭了契诃夫的小说。凌叔华正值风头正劲，并处于热恋中的状态，突如其来的指责让她感到非常受伤。 1926年1月26日，徐志摩在给周作人的信中再次澄清了此事，强调这完全是自己的疏忽，与凌叔华无关。然而，陈西滢听到这些诽谤言论时，无法保持冷静。由于误听他人闲话，他误以为这些批评文章都是鲁迅所为或受鲁迅指使所作，于是出于报复心理，公开发表文章，指责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了日本学者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这场言辞激烈的争论中，陈西滢逐渐失去了冷静和理智，结果不仅没有占到上风，反而失去了应有的绅士风度。最终，他不得不退出了文坛，成为一个失败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