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1年8月7日，清朝著名批判文学大师金圣叹被执行斩首。行刑前，儿子眼泪汪汪，金圣叹却笑着对儿子说：“哭什么？来，和老子再对个对子。”不料，他淡定地继续问“上联是莲子心中苦，下联是什么？”。 金圣叹，原名金人瑞，字若采，后改名金聖嘆，是清初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在中国文学史上，他留下了极为独特的一笔，不仅在文学批评领域独树一帜，更在戏曲、小说评点方面开创了全新的视角。 他对《水浒传》的评点被后人称为绝世奇文，将这部小说的艺术价值提升到了全新的高度。他独创＂七十回本＂的说法，认为《水浒传》前七十回是罗贯中所作，后面则是后人续写，这一观点在文学界引发了广泛讨论。 《西厢记》在金圣叹的笔下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他的评点既有深刻的文学见解，又饱含对人性的思考。通过对剧中人物形象的深入分析，他展现了中国古典戏曲的独特魅力。 顺治皇帝曾高度评价金圣叹的文学造诣，称他为＂古文高手＂。这句评价不仅体现了金圣叹在文学创作上的卓越成就，也反映了当时统治者对文人才华的认可。 在明清易代之际，整个社会处于巨大的动荡之中。文人群体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身份认同危机，许多人选择隐居避世。 金圣叹却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依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和独立的人格。他的文学评论不仅关注作品本身，更多地是透过文学作品折射出对现实社会的思考。 顺治十八年，顺治帝驾崩，朝廷内外局势愈发紧张。新帝年幼，朝政大权落入摄政王之手。 这一时期，地方官吏趁机横征暴敛，百姓生活雪上加霜。各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社会矛盾日益尖锐。 金圣叹目睹这一切，在其文章中多次表达对民生疾苦的关切。他的评点作品中常常带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意味，这也为他日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在他的著作中，既能看到对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也能感受到他对社会现实的深切关怀。他的评点不是简单的文学批评，而是融入了对人性、社会的深刻思考。 康熙元年，吴县新任县令任惟初走马上任，立即开始大肆搜刮民脂民膏。他以追缴积欠为名，对百姓实行严厉的鞭打政策，导致民怨沸腾。 这种暴力征税的行为，在当时引起了众多士人的强烈不满。一些当地的读书人为此多次向上级官府反映情况，但都未得到有效解决。 1661年夏天，一百多名士人聚集在孔庙，以悼念刚刚驾崩的顺治帝为名，实则是对任惟初暴政的抗议。这些士人中，不少是当地颇有声望的文人学者。 此事很快引起了江苏巡抚朱国治的注意。然而朱国治不仅没有处置任惟初的暴行，反而将矛头对准了这些士人。 朱国治认定这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将其定性为＂聚众滋事＂。他下令逮捕参与悼念活动的士人，并开始了大规模的审讯。 在审讯过程中，官府采用了严刑逼供的手段，企图挖出更多的＂共谋者＂。许多无辜的文人士子被牵连其中，案件范围不断扩大。 金圣叹虽然当日并未参加悼念活动，但因其在当地的影响力和之前对任惟初的批评，最终也被卷入案中。案发两个月后，金圣叹被官府逮捕。 朱国治在审理此案时，刻意放大了案件的政治性质。他将这起源于民间抗议的事件，上报为意图危害朝廷的重大案件。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任何被定性为反对朝廷的行为都会受到严惩。朱国治借此机会，一举打击了一批敢于直言的地方士人。 案件的审理过程异常迅速，最终金圣叹等人被判处＂斩立决＂的极刑。这个判决在当时的文人圈中引起巨大震动。 这起＂哭庙案＂实际上反映了明清易代之际，地方官员和士人阶层之间的深刻矛盾。官员倚仗权势横行霸道，而士人则试图通过各种方式表达抗议。 这个案件也暴露出了清初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的压制政策。任何形式的集体行动，即使是打着悼念先帝的旗号，也会被视为对统治的威胁。 1661年8月7日，就在刽子手即将行刑的时刻，金圣叹展现出了非凡的镇定。他提出要给家人留下遗言，这个请求获得了狱卒的同意。 他在纸上写下的内容却令人出乎意料：＂豆干与花生一起吃，可以吃出核桃的味道。＂这个看似玩笑的遗言，体现了他在生死关头仍保持着幽默感。 待行刑时，他又以两个纸团塞入耳中，声称自己藏有银票。这种看似荒诞的行为，在当时的肃杀气氛中显得格外特别。 纸团中实际藏着的是＂好＂和＂痛＂两个字，这种独特的幽默方式，展现了金圣叹面对死亡时的从容不迫。这一细节被后人广泛传颂，成为了解读其人格魅力的重要线索。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金圣叹与两个儿子的对话最为动人。面对儿子们的悲痛，他提出要对对子，首联是＂莲子心中苦＂。 ＂莲＂与＂怜＂谐音，＂梨＂与＂离＂谐音，这个对子暗含着父子离别的深情。这种以文字游戏化解悲痛的方式，体现了中国传统文人的独特精神境界。 金圣叹的这种态度，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用自己的方式，演绎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死生有命＂的哲学观念。 后世评价金圣叹，往往不仅仅关注他的文学成就，更重视他在生命最后时刻展现出的人格魅力。这种在极端环境下依然保持本色的精神，成为了后人追思的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