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18岁当上师政委，1955年大授勋时怒撕肩章，余生再也没穿过军礼服 在上世纪30年代的湖南茶陵，能够读完6年高小已是难得。段苏权正是这样一位幸运的少年，在当时农村普遍没有受过教育的环境下，他的求学经历显得尤为珍贵。 这样的教育程度让年仅14岁的段苏权有了更多的机会，1930年他参加革命后，很快就因为有文化底子被选派担任了重要工作。他先后担任了共青团茶陵县委书记和茶陵县委组织部部长的职务，开始了自己的革命生涯。 两年后的1932年，段苏权正式加入了红军的队伍，在湘赣苏区开始了军旅生活。凭借着自己的能力和表现，他在1934年就升任了红6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负责军中的宣传工作。 在西征的战事中，红6军团和红2军团经过了数月的苦战，终于胜利会师。但是敌人的围追堵截让红二六军团在准备返回湘西的计划中遭遇了重重阻碍。 为了减轻主力部队突围的压力，上级决定派出一支队伍佯装主力，吸引敌人的注意力。这个艰巨的任务最终落在了刚刚成立的黔东独立师身上。 当时只有18岁的段苏权被任命为黔东独立师的政委，这在红军历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和师长王光泽一起，他们带领部队承担起了这项危险的任务。 在李木富家中短暂停留后，这位农民和妻子杨桂花认为家中不够安全。他们将重伤的段苏权转移到了附近的一处山洞中，用稻草搭建了简易的床铺。 每天，这对善良的夫妇都会为段苏权送来红薯稀饭和草药，帮助他维持生命。但是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一家人自己都难以果腹，供养一个伤员更是雪上加霜。 半个月后，李木富家中实在无力继续供给。连续三天没有得到食物的段苏权，只能用手掌和膝盖艰难地爬出山洞，准备另寻出路。 在李木富夫妇的帮助下，他们为段苏权做了一副拐杖，让这位年轻的红军指战员踏上了漫长的归乡之路。一路上，他只能靠乞讨维持生计。 将近一年后，段苏权辗转到了攸县皇图岭车站。此时的他已经数天没有进食，在一家豆腐店前因体力不支而晕倒。豆腐店老板刘维初通过口音认出这是一个老乡，将他收留下来。 在刘维初家中，段苏权得到了完善的照顾。刘维初不仅为他请医生治疗脚伤，还为他换上干净衣服，理了发。这份关怀持续了42天，直到段苏权的父亲闻讯赶来。 回到家乡后，段苏权一直在打听红军的消息。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才从报纸上得知陕北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消息。这个消息让他重新看到了希望。 辞别了父母和新婚妻子，段苏权踏上了寻找队伍的征程。他先是来到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不久后，他被派往晋察冀军区平北军分区，担任政委一职。 在抗日战争中，段苏权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抗战胜利后，他继续投身解放战争，先后担任东野第八纵队司令员和东北军区副参谋长等重要职务。 新中国成立后，段苏权的军事生涯进入新的阶段。他担任过东北军区空军司令员和华北军区空军司令员，并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在战场上，他多次表现出过人的军事指挥才能。 在1955年军队大授衔的重要时刻，段苏权面对＂历史问题＂的质疑，做出了一个震撼人心的举动。他当场撕掉了少将军衔的肩章，从此再也没有穿过军礼服。 这个决定展现了一位军人对荣誉的坚持和执着。在他看来，因为那段被迫脱离的历史而被质疑，是对他革命生涯的否定。 但是段苏权并没有让这个遗憾影响他回报救命恩人的决心。新中国成立后，他第一时间前往茶陵寻找刘维初。找到恩人后，他立即采取行动表达感激之情。 为了回报刘维初的救命之恩，段苏权不只是简单的感谢。他把刘维初的儿子接到沈阳，安排他进入大连工程学院深造，为这个家庭的下一代创造了更好的发展机会。 段苏权还特意把刘维初接到自己家中居住，表示要让恩人在这里安度晚年。但是习惯了劳动生活的刘维初在住了一段时间后，还是选择回到了老家。 即使如此，段苏权依然坚持每年逢年过节都要给刘维初寄送钱物。这份感恩的心意，一直持续到两人生命的最后时刻。 对于另一位救命恩人李木富，段苏权同样念念不忘。他多次委托人寻找李木富的下落，但由于当年战乱频繁，地址信息模糊，这个愿望一直未能实现。 直到1983年，已经年过六旬的段苏权终于找到了李木富的确切住址。虽然身体状况不允许他亲自前往探望，但他通过书信和汇款的方式表达着自己的感激之情。 在当时，段苏权曾一次性给李木富寄送了一千多元钱，这在八十年代初期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数目。这种重情重义的品格，在他的一生中始终如一。 段苏权将军的故事，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启示。他的经历告诉我们，军人的荣誉不仅仅体现在军衔的高低，更体现在对原则的坚持和对恩情的铭记。 从14岁参加革命，到18岁担任师政委，再到后来的将军之路，段苏权的人生经历是那个战火纷飞年代的一个缩影。他对军人荣誉的坚守和对救命之恩的感激，展现了一位军人的精神品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