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说：“我们不怕贪污人数多，数额大，只怕不能发动群众斗争，不能将大中小各类贪污分子弄清楚。” 1927年，毛泽东率军抵达井冈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革命根据地。在建设根据地的过程中，毛泽东深知，要想让红色政权稳固发展，就必须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参与监督。 为此，在井冈山时期就设立了群众意见箱，鼓励群众检举揭发不良现象。这一做法在之后的苏区时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苏维埃政府大楼前设立的＂控告箱＂成为了群众监督的重要渠道。 1932年，一封群众检举信通过＂控告箱＂送到了临时最高法庭主席何叔衡的手中。这封信揭发了瑞金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的贪污腐败行为。 何叔衡接到检举信后，立即组织调查组展开秘密调查。调查组成员深入群众，通过走访受害群众、调取相关档案等方式，很快掌握了大量确凿证据。 经过调查，谢步升的贪污腐败行为被一一查实：侵吞村民共同财物、偷盖公章私运物资、残害革命同志等。这些证据都来自于群众的举报和配合。 这起案件的成功查处，证明了群众监督的重要性。为了更好地发动群众参与反腐败斗争，苏维埃政府开始在各地推广设立＂控告箱＂。 1933年，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了第一部反腐败法令《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这部法令明确规定了贪污行为的处罚标准，其中规定贪污公款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 这一严厉的处罚标准，让群众看到了苏维埃政府反腐败的决心。更重要的是，法令还规定了检举揭发者受法律保护，鼓励更多群众勇于检举揭发。 在群众监督机制的推动下，苏区的反腐败斗争取得了显著成效。据统计，仅在一次反腐整风运动中就查出了25起贪腐大案，揪出贪腐分子60余人。 1937年，一起震惊全党的案件发生了。时任毛主席警卫团团长的黄克功，因个人感情纠纷枪杀了女友刘茜。 黄克功是一位经历过井冈山斗争和长征的老革命，曾多次在战斗中负伤，立下过赫赫战功。在案发后，他试图以自己的革命功劳为自己开脱。 然而，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态度异常坚决。他指出，正因为黄克功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更应该遵守比普通群众更加严格的纪律。 这种对＂老革命＂从严要求的态度，在肖玉璧案中再次得到体现。肖玉璧是一位为革命负伤80多处的老红军，但当他在担任税务分局局长期间贪污公款时，同样未能逃脱法律的制裁。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刘青山、张子善案更是展现了党中央对腐败问题零容忍的态度。这两人都是有功之臣，但他们贪污数额巨大，且态度恶劣。 刘青山、张子善甚至公开宣称＂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享受一点还不应当吗＂。这种以功抵过的腐败辩护论调，受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驳。 毛泽东强调，对有功之臣的腐败行为更要坚决查处。他说，正是因为这些人的功劳大，所以更要坚决处理，以儆效尤。 这种从严要求的背后，体现的是共产党人对权力的正确认识。革命功劳不是特权的来源，而是更大责任的起点。 实践证明，对＂老革命＂腐败行为的坚决查处，对全党起到了重要的警示作用。这些案例让人们明白，无论职位多高、资历多老，都必须严格遵守党纪国法。 每一个典型案例的处理，都在全党引起强烈反响。这些案例的查处表明，党纪国法面前人人平等，没有人能够凭借功劳特殊化。 从井冈山到延安，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斗争经历了从个案查处到制度建设的重要转变。这种转变使反腐败工作逐步走向规范化、制度化。 1933年，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是党的第一部反腐败法令。这部法令不仅明确了处罚标准，还建立了专门的纪律检查机构。 这些制度的建立，让反腐败工作有了明确的依据和执行机构。更重要的是，它让全党同志认识到，反腐败不是一时运动，而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 毛泽东在总结反腐败斗争经验时特别强调，腐败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他警告全党，如果不能有效遏制腐败，就有亡党亡国亡身的危险。 在分析反腐败工作中的阻力时，毛泽东指出了两种抵制反腐的人。一种是对反腐败重要性认识不足的人，另一种是自己手上不干净的人。 这种分析揭示了反腐败工作面临的深层次问题。它提醒我们，要想真正推进反腐败，既要提高认识，又要查处到底。 毛泽东反复强调＂治国就是治吏＂的古训。这句话深刻揭示了反腐败工作的重要地位，反映了反腐败与国家治理的密切关系。 从井冈山的初步探索到延安时期的系统实践，党的反腐败工作积累了丰富经验。这些经验证明，只有建立健全制度，才能让反腐败工作持续有效。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反腐成效，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通过建立完善的监督制度，形成了＂不能腐、不敢腐＂的有效震慑。 毛泽东关于＂不怕贪污人数多，只怕不能发动群众斗争＂的论断，体现了反腐败工作的基本方法。这要求我们既要建立制度，又要发动群众。 这种反腐败工作思路，强调了制度建设和群众路线的统一。它告诉我们，反腐败既需要完善的制度保障，也需要广泛的群众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