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曾顶着骂名，极力反对花2000亿建大型粒子对撞机，中科院院士王贻芳说：“一定要建，不建中国将落后30年。”杨振宁却指出：“就算建成，也是给外国人做‘嫁衣’，不如把这2000亿元用在基础教育上，才是真正的‘钱花在刀刃上’！” 2016年，中国科学界一场关于高能物理发展方向的争论引发了广泛关注。这场争论的焦点是一个预算高达2000亿元的大型粒子对撞机建设项目。 作为中国高能物理研究的代表人物，中科院院士王贻芳站在支持建设的立场上。他强调，如果中国不建设大型粒子对撞机，将在高能物理领域落后国际至少30年。 王贻芳的观点得到了众多物理学家的支持。他们认为，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大型强子对撞机取得的重大突破，证明了这类大科学装置对物理学发展的重要性。 这个项目计划建造一个周长达到100公里的圆形隧道，安装世界最先进的粒子加速器和探测器。建成后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粒子物理实验设施，能够进行比欧洲核子研究中心更深入的物理研究。 然而，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却对这一计划持强烈反对态度。他指出，高能物理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继续投入巨资建设大型对撞机并不明智。 杨振宁的担忧不无道理。美国在上世纪90年代曾计划建设超导超级对撞机，但由于成本过高最终被迫终止，这一教训值得深思。 他进一步指出，即使中国投入2000亿建成这一设施，最终可能主要成为国外科研人员的实验场所。因为目前中国在高能物理领域的人才储备和研究水平与国际顶尖水平仍有差距。 这笔巨额投资的回报也令人质疑。高能物理实验装置的建设和运行成本极其昂贵，而其研究成果往往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转化为实际应用。 在当前的国际科技竞争环境下，如何平衡基础研究投入与实际发展需求成为一个重要问题。这场争论实际上反映了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的两种不同思路。 一种是通过建设世界级大科学装置，推动中国成为高能物理研究的世界中心。另一种则是将有限资源优先投入到更紧迫的科技发展领域和人才培养中。 这场争论也引发了公众对科研投入方向的思考。在科技发展的道路上，是追求标志性的重大项目，还是扎实推进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需要决策者权衡利弊，做出明智的选择。 杨振宁在物理学界的地位举足轻重，这使得他对粒子对撞机项目的反对引发广泛关注。他与李政道在1956年提出的宇称不守恒理论，开创了现代物理学的新篇章。 这一理论颠覆了当时物理学界的主流认知，经过吴健雄教授的实验验证后，杨振宁和李政道共同获得了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这项发现不仅为他们赢得了物理学界最高荣誉，更重要的是推动了人类对基本粒子性质的认识。 杨振宁更具深远影响的成就是提出了杨-米尔斯方程。这个方程为现代物理学的规范场论奠定了理论基础，至今仍是粒子物理研究的重要工具。 在统计物理和凝聚态物理领域，杨振宁也做出了十多项重要贡献。这些研究成果使他成为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物理学家之一。 正是基于在国际物理学界数十年的深厚积累，杨振宁对大型科学项目的判断格外理性。他曾亲眼见证了美国超导超级对撞机项目的失败过程。 这个耗资数百亿美元的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因成本过高而被迫终止，给美国物理学界带来重创。这段历史经验让杨振宁对类似大科学工程的投资回报率持谨慎态度。 在长期的国际学术交流中，杨振宁对世界物理研究方向有着深刻理解。他注意到高能物理的研究重点正在发生转变，盲目追赶可能会事倍功半。 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杨振宁认为当务之急是加强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这一判断源于他对中国科技发展现状的清醒认识。 在清华大学任教期间，杨振宁亲自为本科生授课。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影响力，帮助培养新一代的中国物理学家。 在国际学术交流方面，杨振宁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他帮助众多中国学者获得国际交流机会，同时也吸引海外科学家来华工作。 在科学启蒙教育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存在明显差距。国际上普遍从3岁开始进行科学启蒙，而中国的系统科学教育要到初中才正式开始。 这种差距在人才培养上造成了严重后果。许多潜在的科学人才在最佳启蒙期错过了接触科学的机会，导致科学创新后备力量不足。 当前中国的基础教育体系中，对英语和艺术教育投入较多，而科学教育相对薄弱。这种教育资源分配的失衡，不利于培养具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下一代。 杨振宁认为，2000亿元如果用于改善基础教育体系，将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这笔资金可以用来建设中小学科学实验室，培训科学教师，开发科学教育课程。 在基础研究领域，人才培养比硬件设施更为重要。高水平的科研人才需要经过长期的培养过程，这个过程从基础教育阶段就应该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