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980年，袁庚（左）在海上考察蛇口

1984年1月26日上午，邓小平在一行人的陪同下来到深圳蛇口工业区视察。

在得知邓小平即将到访的前一天，时任交通部所属香港招商局副董事长的袁庚于下午4时抵达蛇口工业区，在嘱咐相关工作人员落实接待工作后，又布置了一项特殊任务。

袁庚把顾问许智明和时任工业区办公室副主任余为平叫来嘱咐：

“让工程公司连夜施工，在在深圳市区拐进蛇口的必经之路上埋水泥柱子，把“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做成大幅标语牌挂上去。”

嘱咐完这句话，袁庚还特别强调了一句：

“我要让首长路过时看到这个标语牌。”

管委会的工作人员后来听到袁庚这一任务后，第一个反应是猜测他是不是那根神经搭错了，这样一句具有争议性的标语，别人藏着掖着还来不及，你怎么就敢光明正大的挂出来。

许智明向袁庚提出建议，希望他能够慎重些，可袁庚却打断了他的话：

“没有万一，有万一也要干。”

袁庚就任交通部所属香港招商局副董事长，负责招商局全面工作是在1978年10月。

也就是在这一年，袁庚向交通部，向中央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的内容是建议设立蛇口工业区。

要知道，袁庚被中央派往香港招商局工作时，已经年过六旬。

图|袁庚和夫人汪宗谦

袁庚是深圳大鹏人，1917年出生，19岁时考入了国民党中央军校广州燕塘分校，抗战爆发后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并且还参加了大鹏抗日自卫大队，1939年3月27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战时期，袁庚担任过东江纵队联络处处长，负责广东沿岸以及珠江三角洲的情报工作。还在抗战胜利后，担任过中共驻香港联络处主任（是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前身）。

解放战争时期，袁庚跟随东江纵队北撤山东烟台，后曾任三野二纵四师参谋处副处长，参加过华东野战军数次大战，并在解放战争末期率领两广纵队炮兵团解放过老家三门岛、大铲岛，蛇口等等周边地区在内的珠江口沿海岛屿。

新中国成立后，袁庚还被派往越南，担任胡志明的炮兵与情报顾问，参与越南高平战役。

回国以后，袁庚还在周总理麾下从事过外交工作，担任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雅加达总领事馆领事。在周总理赴雅加达参加亚非会议期间，负责情报组织工作。

图|1955 年，袁庚在印尼雅加达总领事馆工作照片

从1959年开始，袁庚又先后担任中央调查局一局二处处长、一局副局长，并在1963年奉令赴柬埔寨，破获国民党刺杀刘少奇的“湘江案”。

可以说袁老一生的经历，那可是相当复杂，但是这位资历颇深的老革命家在中央命令下到香港前，还从来没有接触过商业上的任何事儿。

1978年6月16日，袁庚受时任交通部部长的叶飞赴香港调研招商局的经营情况。

招商局是国家驻香港的大型企业集团，是民族工商业的代表，可事实上历经百年的发展，招商局的发展早已经落伍。

“内地与香港在财政方面一对比，反差太大了，到香港一看很伤心。”

袁老记得很清楚，1950年招商局起义时，拥有船只13艘，而船王包玉刚当时才刚刚起步，拥有两艘船，可到了1978年，包玉刚已经拥有2000万吨的船队，而此时的招商局却连一条船也没有了。

图|1974年袁庚和夫人汪宗谦在北京颐和园合影

据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傅育宁2008年接受采访时谈到招商局30年来发展时曾说：

“1978年招商局在香港资产加在一起只有几个亿的资本。”

袁庚在调研了招商局的发展情况后，回来后提交给交通部一份请示，名字叫做《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里面写了一句相当大胆的话：

“面向海外、冲破束缚、来料加工、跨国经营、适应国际市场特点、走出门去做买卖。”

不过，让袁庚没有想到的是，3天后中央有关领导便圈阅了这份请示，从某种程度而言，袁庚的这份报告，同中央试图改革的愿望不谋而合。

上马之后，袁庚第一个提出的想法，就是建立蛇口工业区。

袁庚几次往来香港、广州，对于两地的情况，有着很深刻的体会，当时香港与广州仅有一墙之隔，但两地的发展却是天差地别，同样的土地，同样的人民，他们的生活却不同，这让袁庚十分痛心。

图|袁庚

1979年1月31日，李先念、谷牧接见了时任交通部部长的彭德清和袁庚，袁庚当着几位领导的面，大谈了在广东保安建立蛇口工业区的设想，李先念后来在报告上直接批示：

“拟同意。请谷牧同志召集有关同志议一下，就照此办理。”

1979年7月8日，蛇口工业区正式开工破土。用袁庚的话来说就是：

“搞点试验，探索一下中国未来的经济走向。”

蛇口开工破土的隆隆炮声，也被誉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声号角。

蛇口在建设前，是一片海滩与荒山，甚至连条像样的街道也没有。

更为关键的是，尽管中央同意招商局在蛇口建立工业区，但在当年蛇口工业区的建设并没有被纳入国家计划，没有纳入国家计划，就等于说没有国家拨款，袁庚所拿到手的权限也就只有两个：

一、拥有500万美元以下的工业项目的自主审批权；

二、允许向外资银行举债。

如何在这片荒地上开出希望之花，是袁庚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为了吸引投资，袁庚在职权范围内，一再简化流程。

图|一九七九年七月，蛇口响起填海建港开山炮

据香港远东集团主席邱德根回忆：

“双方商谈投资建厂，仅仅用了一周时间就达成协议，这样的工作效率恐怕在内地是罕见的。”

三洋电机（蛇口）公司副总经理辻井利之说：

“我在亚洲、非洲、美洲很多地方办过工厂，这里建厂的条件最使我满意。”

因为最具优惠的政策，使得一大批外资企业纷纷涌入。

当然，招商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的，但如何管理，在当时的中国尚无成例可循，一切都需要摸着石头过河。

袁庚一些大胆的尝试，在当时的确是引起了一番争议。

1980年1月，由招商局和丹麦宝隆洋行各出资50%，组建了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在袁庚的建议下，采取了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不仅如此，袁庚还聘请了丹麦人来做总经理。

要知道在当年《中外合资企业法》尚未出台，袁庚这一举动无疑是冒天下之大不韪。

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明报》记者尖锐提问：

“你们在蛇口搞的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图|袁庚

面对一些尖锐的问题，袁庚毫不避讳，侃侃而谈：

“我们共产党搞社会主义的目标是为了国富民强。过去因为没搞好，内地很穷。”

“争论（主义）是无用的，我们不能让人民继续过苦日子。内地已经打开大门，欢迎大家去考察去投资，希望大家看准时机，一同发财。”

袁庚在建立蛇口工业区的同时，积极学习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并且还建立起了招商局干部培训中心，用于吸收、消化国外先进的管理思想，培养我们自己的人才。

因为急缺经济管理型的人才，袁庚以65岁高龄还亲自到高校“挖人”，曾任蛇口工业区办公室主任、免税公司经理、招商局科技集团总经理、董事长顾立基，就是袁老从清华大学挖过来的。

顾立基时隔多年后接受采访时，仍然记得袁老当年对他说的一句话。

“中国体制像蒲包里的一堆螃蟹，螃蟹的腿你钳着我，我牵制着你，谁都别想动，谁都动不了。希望在蛇口那个地方闯出一条路来，改变“你牵制我、我牵制你”的现状，大家一起往前走。”

按照清华当时的分配方案，顾立基原本是被分配到上海纺织局，但他最终听从袁老的意见，选择了蛇口工业区。

图|顾立基

1981年，蛇口干部培训班开班，顾立基则是在1982年清华大学毕业后，参加蛇口干部训练班第二期毕业，后来这批学生中，也涌现出了不少改革的闯将，成为了那个时代的弄潮儿。

也就是在顾立基毕业到蛇口的这一年，袁庚给中组部部长宋任穷写信，提请在全国各个省、市以及院校招考招聘所需要的人才。

尽管那时大家的衣食住行都很简陋，顾立基后来回忆，当时他所面临最大的问题，不是防蚊虫叮咬，而是防老鼠和蛇。

凭借自己的努力，顾立基在管委会办公室，头一年还只是当秘书，第二年就当了主任，而原来的主任成了副主任。

顾立基坦言：

“这样的做法在蛇口之外简直无法想象。”

袁庚在蛇口工业区试行“干部冻结原有级别，施行聘任制”的做法，还打破平均主义的大锅饭，实行基本工资加岗位职务工资加浮动工资的工资改革方案，基本奠定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分配制度。

图|施行薪金奖励制度后工人干劲十足

蛇口启动的第一个工程项目是建造600米的顺岸码头。

一开始工人每天运泥20车至30车，为了加快进度，当时施工方进行了超产奖励，即每天完成55车的定额，每车奖励2分钱，而超出的部分则按4分钱算，工人们干劲很高，后来运泥达到了每天80—90车，多的时候甚至达到了130车，也因为施行了奖励机制，工程提前一个月完工，为国家节省了130多万元。

1981年4月14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视察蛇口工业区，听了袁庚的汇报后，万里高兴的表示：

“你们干的很好，就照这样干。”

谷牧当时考察后，认为这个路子是对的，但在有关部门来看，这是一种倒退，并下发文件予以叫停。

叫停奖励机制后，施工进度顿时慢了下来，袁庚现场调查，工人直接对他说：

“如果不实行奖金制度的话，我保证没有一个人愿意多干，拖就是唯一途径。”

当着工人的面，袁庚立马表态：

“奖励制度一定要执行。”

图|袁庚

随后袁庚写了一份报告递交到中央，在中央大力支持下，被叫停的薪金奖励制度又重新恢复，工人的干劲儿又上来了。

袁庚打破的当然不仅仅只有这些，据招商局董事长李建红回忆：

“从1979年到1984年,蛇口创造了“24项全国第一”,而这些“第一”也多数沉淀为当下中国市场经济的常态。”

1984年1月26日，邓小平一行人视察蛇口工业区，当他看到路口袁庚设立起来的标语牌时，没有说一句话。

袁庚心里也很着急，后来在工业区办公大楼七层，他向邓小平汇报蛇口工业区建设以来的成就，邓小平当时就提出，想要走出去看一看，但袁庚这时却拦在邓小平面前：

“小平同志，请再给我5分钟。”

邓小平也笑了笑，点点头：

“没关系，我们等会儿再看。”

图|1984年1月26日，邓小平视察蛇口，袁庚在蛇口工业区沙盘前向小平汇报

袁庚话匣子一开，就控制不住，一连讲了20多分钟，后来更是摒弃一切顾虑对邓小平说：

“小平同志，我们提出了一个口号，叫作：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不知这提法对不对？”

全场人顿时鸦雀无声，所有人都屏住呼吸，静静地听着，一旁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对老爷子说：

“哦，我们进来的时候在路上看到了，是块标语牌上写的。”

邓小平点点头，在众人关注的目光中缓缓的说了一个字：

“对！”

就这么一个字，让袁庚的心彻底咽回了肚子。

因为邓小平并没有深谈，所以当时人们对于他的这个“对”字也有很多不同理解，有人认为，这个“对”只是回答女儿的话，是对路上看到了这个标语牌的回应，但也有人认为，这个“对”字是邓小平对这句话的认可。

图|1984年1月26日邓小平(左前)在深圳蛇口“海上世界”旅游中心眺望蛇口工业区

当年邓小平来蛇口工业区视察，袁庚要求顾立基陪同在侧，时隔多年后顾立基在接受采访时也坦言：

“小平同志第一次南巡，袁庚先生给我的任务是紧紧跟着首长，一字不漏地做好全程记录。小平讲什么了、问什么了，都要毫无偏差地如实记录下来。为了记录的方便，当时发给我一个徽章，确实可以比任何人都靠近首长。”

邓小平说的这个“对”字，后来被顾立基如实记录下来，一直到许多年后，顾立基看到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里面正式收录了一句话：

“深圳的蛇口工业区更快，原因是给了他们一点权力，五百万美元以下的开支可以自己作主。他们的口号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顾立基恍然大悟：

“我们知道我们没猜错，小平同志是认可的。”

邓小平视察了中外合资的华益铝厂后，袁庚又邀请他到尚未全面开业的“海上世界”做客。

图|1984年1月26日中午，邓小平为蛇口的明华轮题写了“海上世界”四个字

“海上世界”是一艘船，可也不只是一艘船那么简单，它的前身是法国总统戴高乐的剪彩下水的专用豪华游轮，原名“安塞维利亚号”，1973年入中国籍，改称明华号，廖承志当年率团访日时，还曾坐过这艘船，被人们称之为是中日友好使船。后来才被拖到了深圳，改为旅游专用的“海上世界”。

这天正好是过小年，邓小平的兴致也很高，喝了三杯茅台酒，当时主席台旁边放着写字台，袁庚早已命人准备好文房四宝。

时任蛇口工业区海上世界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潮梁眼神落到了副手赵艳华身上，示意他请小平同志题词。

邓小平拿起饱蘸墨水的笔，问了一句：

“写什么？”

一旁王潮梁喊了一句：

“海上世界。”

邓小平屏息凝神，挥毫泼墨，写下四个大字“海上世界”。

就在邓小平离开后不久，袁庚在蛇口工业区干部会议上传达邓小平视察情况时说：

“就像我们在大海上漂浮了很久，突然抓住了救命稻草，小平的到来对我们意义重大。”

图|王潮梁在“海上世界”和邓小平一行人合照

话又说回来，袁庚实际上早在1981年年末，就提出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并且还在公开场合多次强调，据他回忆称，这句话的想法萌发于一次同港商的合作中。

袁庚当年买了对方的一栋楼，签字仪式是在周五下午两点，本来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当天晚上要办晚宴，可那名港商明确拒绝了这一提议，因为他要赶着将钱存进银行，因为银行周末就存不了钱，少了这两天，就少了几万元利息。

这样商业化的思维模式，让袁庚感觉很新颖，他认为：

“观念与改革相辅相成，要使改革取得成功，观念的转变很关键。”

可这句话提出来时，也曾受到不少人质疑，袁庚也盯着巨大的压力，在后来几年时间里，这个标语牌先后几次树立又几次被拆除。

图|袁庚雕像

一直到1984年获得邓小平首肯后，才被正大光明的立起来。

当年国庆节，这句话直接出现在游行的彩车上，立时便风靡全国，成为了那个年代最响亮的口号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