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7月，胡乔木提出了一项具有革命性意义的观点：“社会主义制度不能自动地保证国民经济有计划和高速度地发展。”这一言论引发了广泛的争议，许多人尤其是思想较为保守的人对此产生强烈反应，并进行了猛烈的反击。
胡乔木是毛泽东的秘书，毛泽东去世后，他成为了邓小平的重要助手。某天，邓小平在工作室向领导们提出了一个困惑：“尽管近期的农业改革和大跃进活动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的劳动热情，但为何我们的经济依然无法显著提升？为何许多人民仍在忍受饥饿，贫富差距愈发严重？我们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然而，室内无人回应，甚至有一位领导表示：“我认为当前的政策没有问题，只有将国家经济与人民的需求紧密结合，才能实现人民富裕、国家强盛。大跃进活动本身没有问题。”
胡乔木虽然没有发言，但心中早已产生了疑虑：他认为单纯地将国家与人民的利益捆绑在一起是片面的，忽视了“集体”这一关键要素。国家和人民之间的联系需要通过更有效的组织形式来完善，不能单纯依赖社会主义制度的自动性提升生活质量。
当时，许多人并未深入思考这一问题，直到胡乔木亲自下乡走访农民时，他才发现许多农民因为大跃进中的集体化措施而出现了懒散和不作为的现象。这让胡乔木深感不安，他开始思索如何解决这一系列问题。
经过深思熟虑，胡乔木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首先暴露社会主义制度的不足，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改革。他决定撰写一篇文章，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社会主义制度不能自动地保证国民经济有计划和高速度地发展。”
在文章中，胡乔木强调，当时我国实施的是“一化二改”政策，这一政策过于注重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造，侧重于绝对的均衡，而忽略了如何提高每个公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是使每个人都能吃饱、住有所居，虽然无法做到绝对的公平，但至少应努力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
胡乔木承认“一化二改”政策确实具有一定的正面效果，但也认识到其局限性。每一项政策都不可能完美无缺，必须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和改进。他进一步阐述，虽然党的初衷是正确的，但由于执行不到位，群众并未从中获得应有的实惠和权利。
胡乔木在文章的结尾呼吁，只有通过改革开放，才能破除旧有的思维定势，走出一条更为适应实际需求的发展道路。于是，他将这篇文章投递给了《人民日报》，期望能够在政治平台上，推动社会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新认识。
这一系列言论和行动为当时的中国政治和经济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也成为后续改革的催化剂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