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个十年，即20世纪60年代，中国社会掀起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全民性运动，包括学雷锋、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以及文化大革命。其中，“农业学大寨”运动作为一项标志性实践，对全国农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963年，毛泽东提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的指示，为全国农业发展确立了方向。次年，周恩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进一步强调大寨模式，肯定其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使之成为全国农业发展的典范。自此，全国各地农村纷纷效仿大寨模式，试图复制其成功经验。 大寨位于山西太行山区，原本是一个贫瘠的小山村。在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推动下，大寨实施了一系列农业改造措施，如深翻土地、修筑水利工程和推广科学种植技术，从而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粮食增产。然而，在全国推广的过程中，由于各地自然条件、资源禀赋的不同，运动的实际效果大相径庭。有些地区片面追求粮食产量，盲目开垦山地，导致生态环境破坏；有些地方强行模仿梯田造田模式，未能因地制宜，反而造成资源浪费。形式主义与“一刀切”的做法，使得“农业学大寨”在部分地区陷入困境。 1975年，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北京召开，强调要将大寨模式推广至全国各地。这不仅涉及农业生产，还涵盖教育、卫生、财贸等多个方面，试图构建一种全方位的社会发展模式。然而，仅仅一年后，随着“四人帮”的倒台，政治局势发生剧变。1976年，华国锋主持召开第二次全国农业会议，在批判“四人帮”的同时，试图推动大寨模式的修正与调整，使之更加符合实际需求。 1978年，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在省委党校工作会议上发表了一番极具冲击力的言论：“什么这个学大寨学歪了，那个学大寨学错了，大寨本身就不正。”这一观点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万里的言论不仅仅是对大寨模式的批评，更是对农业政策的一次深刻反思。他指出，农业学大寨运动虽然初衷良好，但由于缺乏科学指导，导致许多地区盲目照搬，甚至脱离实际，给农业生产带来了负面影响。 1979年，昔阳县党委在一次扩大常委会议上，对“学大寨”运动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检讨，承认在政治、经济、思想和组织管理等方面存在极端化问题。这次会议不仅是对过去的反思，也是对未来农业发展的展望，标志着中国农业政策开始从政治化向务实化转变，强调科学管理和因地制宜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