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阿拉法特正在开会，手下递给他一包印着“阿拉法特兄弟亲启”的文件，阿拉法特看后突然大喊：“味儿不对劲儿，快拿走！” 阿拉法特出生于耶路撒冷，那时的巴勒斯坦地区尚未被以色列占领。 得益于父亲在多国经商的背景，他从小便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童年时期，阿拉法特便在埃及开罗度过，进入开罗大学后，他深受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1947年，联合国通过了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家的计划，这一决策直接导致了阿拉伯国家的强烈反应，并最终引发了第一次中东战争。 阿拉法特作为埃及军队的一员参战，虽然他在战斗中的表现并不突出。 战后，阿拉法特与一群志同道合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者共同创立了“法塔赫”组织。 起初，法塔赫的目标相对温和，力求通过政治斗争推翻以色列，建立一个民主的巴勒斯坦国家。 然而，阿拉法特逐渐转向更激进的路线。 1964年，巴勒斯坦民族解放组织正式成立。 这一组织也得到了国际间一些国家的支持。 在访问中国时，阿拉法特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了交流，尽管中国方面建议他避免采取过于激进的恐怖手段，但阿拉法特并未采纳这一建议。 1968年，阿拉法特成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下属法塔赫派系的领导人。 1960年代末期，约旦王国成为巴勒斯坦难民的避风港，巴解组织也将其作为基地。 在这个过程中，巴解组织内部涌现出多个激进派别，这些派别各自有着不同的目标，虽然阿拉法特在法塔赫内部拥有至高无上的领导地位，但对于这些激进派系，他的影响力有限。 特别是一些极端组织，往往以直接暴力行动来推动其政治议程。 1970年，巴解组织的极端分子在约旦实施了系列袭击，甚至企图刺杀约旦国王侯赛因。 约旦王国决定采取武力清除巴解的武装力量，并在“黑色九月”事件中与巴解组织爆发了全面冲突。 虽然阿拉法特试图通过外交手段化解危机，然而他对手下部队的控制力不足，使得冲突不断升级，最终巴解被迫撤出约旦，转移到黎巴嫩。 在黎巴嫩，法塔赫再次重整旗鼓，并组建了“黑色九月”等恐怖组织，继续通过恐怖袭击与国际绑架等方式进行报复。 1972年，黑色九月最著名的行动之一是慕尼黑奥运会的惨案，11名以色列运动员被劫持并最终被杀害。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阿拉法特对这些行动负有责任。 1980年代，巴解组织在黎巴嫩的势力逐渐受到以色列的打击。 1982年，以色列决定对黎巴嫩境内的巴解武装力量发动全面攻势。 阿拉法特与巴解组织的许多骨干成员被迫撤往突尼斯，并在此建立了新的指挥中心。 1985年，尽管阿拉法特暂时逃过了以色列的空袭，但其指挥部的多名核心成员不幸丧生。 阿拉法特被认为是唯一的幸存者，这一“侥幸”生还也被部分人解读为命运的安排。 阿拉法特深知自己面临的危险，因此始终保持高度警觉，他的行事风格低调谨慎。 以色列特工策划了多种刺杀手段，如给阿拉法特的车上安装炸弹，或者在他所乘坐的飞机上制造事故。 还有一次，阿拉法特的座驾被狙击手盯上，然而所有的暗杀计划几乎都被阿拉法特的保镖化解，甚至在一次飞机失事中，他也仅仅受到了轻伤。 他个人的私生活同样颇具争议。 阿拉法特的身边不仅有无数的支持者，也有不少质疑的声音。 外界对阿拉法特的批评，还包括他在私人财产上的积累。 阿拉法特一方面鼓吹“为巴勒斯坦而战”，但另一方面他却在私生活上享受奢华，积累了超过10亿美元的财富。 尽管这些财富大多来自于阿拉伯世界富豪的捐赠。 特别是在他和妻子苏哈的关系上，苏哈比阿拉法特年轻34岁，她常年居住在巴黎的香榭丽舍大道，每月收取巨额生活费。 这种生活方式和阿拉法特在外宣扬的“革命斗争”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 另一方面，阿拉法特逐渐意识到，单纯依靠恐怖活动并不能为巴勒斯坦赢得真正的独立。 在20世纪70年代末，由于以色列与埃及的关系缓和，阿拉法特逐渐认识到“消灭以色列”并非现实的目标。 于是，他开始在内部推动减少恐怖袭击，强调和平共处。 在1988年，巴勒斯坦宣布建国，阿拉法特公开承诺，巴解组织将不再采取恐怖主义手段。 1993年，阿拉法特与以色列总理拉宾在奥斯陆签订了历史性的协议，巴勒斯坦获得了一定的自治权。 此举为阿拉法特赢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然而，许多曾因恐怖袭击遭受伤害的受害者和他们的家庭联合向诺贝尔委员会提出抗议。 2004年，阿拉法特因健康问题前往法国治疗，但病情迅速恶化，导致他去世。 参考文献：[1]张世均.阿拉法特与巴勒斯坦民族解放斗争方式的演变[J].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7(6):28-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