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日军进攻桂林，巨赞法师举起屠刀，手刃了130多个日本鬼子，他杀红了眼，怒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杀！” 1930年代的上海，大夏大学里求学的潘楚桐与其他莘莘学子并无不同。这个来自江苏江阴的年轻人，怀揣着改变国家命运的理想走进了这所学府。 在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大夏大学是上海最重要的高等学府之一。潘楚桐在这里不仅汲取知识的养分，更深深感受到了时代的脉搏。 课堂之外，他经常与同学们讨论国家的命运，探寻救国图强之路。这样的思索让他逐渐萌生了投身革命的想法。 大学毕业后，潘楚桐选择回到家乡江阴担任教师。表面上，他是一位认真教书育人的老师，实际上却暗中参与着各种革命活动。 这段时期的革命工作，为他日后的人生轨迹埋下了重要伏笔。随着形势的发展，他的革命活动逐渐被反动派发现。 为躲避通缉，潘楚桐不得不离开家乡，辗转逃到了杭州灵隐寺。这个选择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在灵隐寺的日子里，他开始认真研读佛经，深入了解佛教义理。佛法的博大精深，让这位年轻的革命者看到了另一片天地。 经过深思熟虑，潘楚桐决定皈依佛门，法号巨赞。这不是一时冲动的选择，而是对人生使命的重新思考。 在研习佛法的过程中，巨赞法师并没有放下对国家命运的关注。他在佛教义理中找到了爱国与信仰的契合点。 ＂杀生为护生，斩业非斩人＂这句话，是巨赞法师对佛教教义的独特诠释。这体现了他对佛法的深刻理解，也反映了他面对民族危亡时的坚定立场。 灵隐寺的生活，让巨赞法师的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他开始思考如何将佛教的慈悲理念与救国图存的现实需求结合起来。 这位身着僧袍的革命者，在佛法修习中找到了新的人生方向。他意识到，佛教的慈悲不是消极的退让，而是要在适当的时候展现力量。 随着日军的铁蹄不断践踏中华大地，巨赞法师决定以僧人的身份开展抗日活动。他先后奔走于福建、湖南、广东、香港等地，进行抗日宣传工作。 在各地的演讲中，巨赞法师总是以一身僧袍示人，这让他的抗日宣传更具特色。他的僧人身份不仅没有影响抗日工作的开展，反而成为了一个独特的优势。 1939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的阶段，巨赞法师来到了桂林。在这里，他开始思考如何让更多的佛教徒参与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来。 经过深思熟虑，巨赞法师决定创办一份爱国期刊。这份期刊被命名为《狮子吼》，寓意佛教界要发出震慑日寇的怒吼。 《狮子吼》的创刊，在当时的佛教界和社会各界都引起了强烈反响。这份期刊不仅传播抗日思想，更是将佛教的慈悲理念与民族救亡结合起来。 在巨赞法师的努力下，《狮子吼》很快在民间广泛传播。这份期刊成为了凝聚民心、鼓舞士气的重要工具。 巨赞法师在各地的演讲中经常说：＂佛本慈悲，但当今妖孽横行，日寇逆天行道，残害生灵。佛亦要做狮子吼，降魔灭邪，以正天理。＂这样的言论在佛教界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他的感召下，许多佛教徒开始反思自己在抗日战争中应该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多的僧人放下经书，拿起武器，投身抗日救国的洪流。 巨赞法师的影响力不仅限于佛教界，还扩展到了道教等其他宗教界。在他的号召下，数十万佛教、道教教徒都参与到了抗日救国运动中。 这种将宗教力量转化为抗日力量的做法，为抗日战争增添了新的力量。巨赞法师也因此被民间誉为＂上马杀贼，下马学佛＂的抗日英雄。 巨赞法师通过《狮子吼》传播的不仅是抗日思想，更是一种将佛教与爱国结合的新思路。这份刊物成为了联系佛教界与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纽带。 在巨赞法师看来，佛教的慈悲并不意味着软弱。面对日寇的侵略，佛教徒同样应该奋起反抗，这也是佛教慈悲的一种体现。 通过不懈的努力，巨赞法师成功地将佛教界的力量凝聚起来，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他的行动证明，宗教信仰与爱国主义并不冲突，反而可以相互促进。 巨赞法师的抗日活动，打破了人们对僧人的传统印象。他用实际行动证明，出家人同样可以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战。 1944年，一个看似平常的雨天，巨赞法师接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当地的日军提出了一个无理要求，强迫乡亲们进贡年轻女子。 这个消息迅速在当地传开，激起了巨赞法师和乡亲们的愤怒。面对日军的残暴行径，巨赞法师决定带领乡亲们进行反抗。 这场伏击战进行得异常激烈，最终取得了重大胜利。经过统计，这次战斗共消灭了130多名日军，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1949年，在开国大典上，巨赞法师作为660名开国元勋之一，站在了天安门城楼上。他是当天站在城楼上唯一的僧人，这个特殊的身份见证了历史的重要时刻。 建国后，巨赞法师继续为国家和佛教事业贡献力量。他积极参与佛教改革，推动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在佛教改革的过程中，巨赞法师始终保持着革新的精神。他主张佛教要与时俱进，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和人民。 直到1984年，巨赞法师在北京逝世，享年77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