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胡适的次子胡思杜发表了题为《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的文章，公开批评父亲，并宣称要与他断绝父子关系。几天后，胡思杜将绳子绕过梁架，站上去自杀。远在他乡的胡适仍坚持认为，“小儿是奉命发表的！”直到临终前，他仍不敢相信儿子的死讯。 胡适1917年从美国留学归国，面对家庭的压力与旧式婚姻的安排，他与不识字的江冬秀结婚。这段婚姻与胡适现代化思想的背景形成鲜明对比，夫妻之间的感情生活也充满了波折。胡适与江冬秀育有三名子女，其中一名女儿早夭。胡适的感情生活复杂，除了短暂与美国女画家韦莲司的关系外，另一位重要女性是曹诚英。 曹诚英最初是胡适婚礼的伴娘，后来两人逐渐亲近。1923年，胡适在杭州与曹诚英同居三个月，两人关系达到巅峰。然而，随着徐志摩的揭露，胡适与曹诚英的私情曝光，江冬秀愤怒反应，胡适最终选择离开杭州返回北京。曹诚英怀孕后，胡适决定与江冬秀离婚，这引发了更大的家庭冲突。江冬秀强烈反对离婚，最后胡适放弃了与曹诚英的关系，曹诚英选择堕胎，并在胡适资助下赴海外留学。 胡适的家庭教育观念与其个人行为存在显著矛盾。他曾公开表示，教育孩子主要是母亲的责任，然而这一观点在他自己家庭中的执行却充满矛盾。江冬秀承担了大部分育儿责任，但面对胡适的态度，她面临巨大的教育挑战。胡适的朋友汪长禄曾批评他对父亲角色的理解，提出胡适需重新思考“我的父母”这四个字，显然社会对他作为父亲的角色产生了质疑。 胡思杜自小身体较弱，学业未能持续，家庭教育的影响也未能激发他的兴趣。他对政治产生兴趣，但遭到母亲的强烈反对，并最终放弃。二战结束后，胡适被派往美国担任驻美大使，胡思杜留在上海与母亲一起。胡思杜后期提出想前往美国留学，胡适因经济压力将他送往中部的教会学校，然而这并未改善胡思杜的学业和人生轨迹，反而让他染上了不良习惯。 胡适回国后，试图为胡思杜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让他在北大图书馆任职。然而，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胡思杜开始接触政治。1957年，他最终选择公开批判父亲，并自杀身亡。胡适始终无法相信自己的儿子已经去世，直到临终前，他依然坚持认为胡思杜是受命发表的。 胡适去世时，在遗嘱中将遗产平分给妻子和两个儿子，这一切都未能改变他与胡思杜之间无法弥合的鸿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