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两个多月，敌人认为把游击队“剿灭”了，就撤走了。我们从山上下来，有〔又〕遇着

过了两个多月，敌人认为把游击队“剿灭”了，就撤走了。我们从山上下来，有〔又〕遇着了龙厚生等人，慢慢的〔地〕游击队又不断的〔地〕发展。 我们与阮俊臣、陶树清合队时，只有七八十人。他们是贵州的军队，是个营长。这帮人纪律很坏，我们就只能脱离他们，单独行动。听说这支队伍不久就被国民党“围剿”了。 我们离开这支队伍，开到云南罗布坳，川军一个连起义跟我们当红军。这一连人有机枪〈和〉炮，武器好。我们在簸箕坝欢迎他们，收游击纵队编为三个中队。一中队长是高良明，指导员贺东朝，二中队长是易得胜，指导员是我（陈彪），三中队长是刘少成，指导员是曾广胜。这时纵队司令员是刘复初，政委是龙厚生，特派员是李青云。 不久我们又发展到三四百人，活动于川滇黔边区。大约在9月份，我就因为病发高烧，走不动路，就把我留在水田寨过去水潦过来的大深沟一个保长家，这个保长叫刘成章，过去为红军做过一些事。我寄养在那里一直住了半年多，后来听说游击队在敌人“围剿”中受到很大的损失，很多干部被杀害了。 我伤好后，找到了邝善荣。邝善荣是1935年7月份左右才到游击队的。他原是闽赣苏区青年团书记。长征时受伤寄养在水潦一带，后来到游击队任侦察参谋，专管侦察排的。找到邝善荣以后，我们在威信给李富春、彭雪枫发了电报，他们给我们寄来了证明，于是我们两人一起去了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后到延安。 关于川滇黔边区游击队几起几落，到后来的失利，我认为是有经验教训的。首先是受“左”倾思想的影响，光知道打城市，不注意建立根据地。开始，要配合红军主力作战，仗打得多，而且打得好，有声有色的。但5月以后，红军主力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后，应该着手建立根据地。但在那时，每天只想打哪里，打了这里以后，又要考虑下步打哪里。由于这个思想在作怪，建立根据地的工作就抓得很差。 第二，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在军事上固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仍然没有在意游击队的作战特点，而且在无根据地、无供给的条件下作战，有时硬打硬拼，同敌人拼消耗。比如说有些仗可以不打的，结果打了，一打损失就很大。 第三，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我们做群众工作也没有考虑到具体情况。这个地区封建势力很浓厚，群众觉悟没有苏区高，接受革命的思想和革命的愿望只有慢慢做工作。但是一开始我们就公开宣传，公开宣布成立农会、贫民会，但是我们一走就垮了，如在斑鸠沟，成立了几次都不行。因为我们在，宣布了，敌人回来就找群众算账，以后群众都怕我们再宣布他了。这点怎么行呢？所以，没有秘密发动群众，组织宣传，等待时机，建立政权，建立根据地，这样，根据地是建立不起来的。 第四，由于受“左”倾思想的影响，失去了许多建立根据地的地区和时机，当时，撕碎敌人“围剿”后，我们就应该在大雪山、郭家坟、簸箕坝、连天山、洛柏林、五龙山等地发动群众，隐蔽下来建立政权，集中精力对来犯之敌。这样，既可以休整，又有后方，完全可以保存下来。但是没有这样做，致使我们的游击队长期得不到休整，供给无法保障，伤员无处安置，最后失败了。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主要的方面，首先是同几倍于己的敌人作战，有特殊的一面，而且完成了配合红军北上，牵制敌人的光荣任务。 总之，我们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