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 年在云南省高院，褚时健那是硬气地说：“讲我受贿几千万，我绝对不认，可那 17 年多发的 400 万奖金，是我不对，咋判我都接受。” 想当年，他 51 岁接手乱糟糟的玉溪卷烟厂，凭着一股倔强劲儿，带着厂子一路“狂飙”，在烟草行业打出了响亮名号。
回到1979年，彼时的玉溪卷烟厂正处在风雨飘摇之中，设备老旧、产能低下、员工士气涣散，甚至连工资都发不出来，工厂的破产似乎只是时间问题。
而就在这个时候，褚时健临危受命，接过了这个“烂摊子”。当时51岁的他，已经在基层工作多年，有过管理糖厂的经验，也有过面对极端困境时的一股子倔强劲儿。他没有抱怨现状，也没有退缩，而是选择了迎难而上。
接手后的褚时健并没有急于求成，而是首先稳定人心。他亲自深入工厂车间，和员工交流，倾听他们的诉求，逐步提升了团队的凝聚力。
同时，他开始着手解决根本问题——生产效率低下。他带领团队前往国外考察，先后从英国和德国购置了先进的生产设备，将三班倒的生产模式改为两班倒，既提高了生产效率，又留出了时间对设备进行检修。
为了从根源上解决问题，他还亲自到田间地头，与烟农合作改良烟叶品质，引入美国农业专家的技术指导。经过几年时间的努力，玉溪卷烟厂逐步走出了困境。
到了1980年代末，玉溪卷烟厂推出了“红塔山”品牌，这一高品质卷烟迅速打开了市场。从5元一包起步，到后来12元一包，销量依然供不应求。
“红塔山”的成功不仅仅是因为产品质量过硬，还得益于褚时健的市场敏锐性。他通过精准的品牌定位和推广策略，让“红塔山”一跃成为国民心中的高端卷烟品牌。
到1989年，玉溪卷烟厂的年产量超过100万箱，利税达到20亿元，成为中国烟草行业的龙头企业。而褚时健本人，也被冠以“亚洲烟草大王”的称号。
但人们往往只看到了成功，却忽略了背后的艰辛。褚时健的成就并非一帆风顺。在管理工厂的过程中，他经常亲自跑到烟农家里，与他们商量改进种植技术。
面对质疑，他从不妥协；面对困难，他总是选择迎难而上。有人曾问他：“你每天这样操心，值吗？”他只是淡淡一笑：“既然做了，就得做好，不能半途而废。”
然而，辉煌的背后总是潜藏着危机。1995年，一封匿名举报信寄到了中央纪委。这封信指控褚时健及其家人通过批烟倒烟等方式获取巨额利益，同时揭发了工厂内部存在“小金库”等问题。
随着调查的深入，褚时健及其妻子马静芬、女儿褚映群都被卷入其中。调查显示，从1991年至1995年，褚时健的家人通过非法途径收受了巨额贿赂，而他本人也被指控贪污了上千万的账外资金。
事情并未就此结束。更为悲痛的是，褚时健的女儿褚映群在狱中自杀，这对褚时健来说无疑是致命的打击。
在随后的法庭审判中，他一再强调：“这些钱我没有拿，哪怕你们查遍我的账户也不会找到！”但他也承认，17年间多发的400万元奖金确实存在问题，并愿意为此承担责任。
这一态度让外界对他褒贬不一：有人认为他是咎由自取，也有人认为他是改革过渡时期的牺牲品。
最终，1999年1月9日，云南省高院判处褚时健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这一判决让许多人唏嘘不已：这个曾经为国家贡献近千亿元利税的企业家，竟然落得如此下场。而褚时健本人也在这一年彻底跌入人生低谷。
2002年，因健康原因，74岁的褚时健被批准保外就医。回到家乡的他，并没有选择安享晚年，而是承包了一片荒山，开始种植橙子。
哀牢山地势陡峭，交通不便，水源匮乏，许多人劝他：“你都这个年纪了，为什么还要折腾？”但褚时健却坚定地说：“人活着，就不能认输。”
他每天背着胰岛素袋，亲自考察地形，设计引水方案，将19公里外的山泉水引入果园。
为了提升橙子的品质，他采用间伐的方法，将果树种植密度从每亩140棵减少到80棵，这样每棵果树都能获得足够的养分。经过几年的努力，他的橙子以色泽鲜艳、口感甜美而闻名，并以“褚橙”的品牌推向市场。
到了2012年，“褚橙”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热潮，成为高端水果品牌的代表。年销售额突破亿元的同时，褚时健也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从烟草大王到阶下囚，再到“橙王”，无论是辉煌还是低谷，褚时健始终坚持一件事：只要还活着，就要做事，而且要把事做好。这或许就是他留给后人的最大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