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末年，财主叶毓福建人，六十岁大寿高兴多贪了几杯，竟然老来得子，原来他喝多后到后宅休息，婢女月梅服侍他，月梅年方18岁，娇嫩清丽，叶老爷忍不住趁着酒劲占有了她，月梅身单力薄，根本反抗不过只好从了老爷，没想就这一次，让仅有一个女儿的叶毓在六十高龄之际得到了儿子。 叶毓在福建商界素有威望。年轻时起家于闽南沿海，凭借经商才干，将家业从一间杂货铺发展成横跨闽粤的商号。每年光是海贸往来就有上万两白银的收入。到了嘉靖年间，叶家已成为福建首屈一指的富商之家，产业遍布福州、泉州等地，良田数百顷，铺面数十间。 叶毓为人谨慎，在商场上向来以诚信著称。他深知富贾之家最忌讳的便是后继无人，因此一直为自己只有一个女儿而忧心。为延续家业，他破例招了赘婿游吉。游吉入赘之后，与女儿叶玉兰生下两个儿子，一姓叶一姓游，本是一段佳话。 然而天意弄人，叶毓在六十岁大寿之时，因一时醉酒，与年轻婢女月梅有了男女之事。此事本不足为奇，但偏偏月梅怀了身孕，且生下了一个男孩。这个名叫自芳的男孩，既是叶毓期盼已久的亲生儿子，却也打破了叶府原本的平静。特别是对上门女婿游吉而言，自芳的到来成为了潜在的威胁。 游吉原本作为叶家的继承人，凭借自身的努力和表现，赢得了叶毓的信任与支持，理应在叶毓去世后顺利继承家产。然而，自芳的出生打破了这一预期，叶家的遗产将由自芳继承，使得游吉及其子嗣在未来可能沦为寄人篱下。这一变故让游吉内心生出对自芳的厌恶与不满，尽管他表面上对叶毓夫妇的态度依然恭敬，但心底的不安与焦虑却难以掩饰。 叶毓夫妇深知游吉的心思，因此对自芳倍加呵护，希望在自己离世后，游吉能够继续善待自芳。然而，岁月无情，叶毓在自芳四岁时因一场重病辞世。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整个家庭陷入了悲痛之中。张氏在叶毓去世后，情绪崩溃，忧虑未来的生活将更加艰难，尤其是月梅需要独自抚养自芳，前路漫漫，充满不确定性。 面对妻妾的哭诉，叶毓早有准备，坦然面对生死。他向张氏解释，自己已在遗嘱中安排妥当，将家产全部留给自芳，以此保障她的未来。遗嘱中暗藏玄机，叶毓深知自芳长大后会理解其中的深意，并通过法律途径确保遗愿得以实现，避免因财产问题导致亲人反目。这一安排不仅体现了叶毓的远见卓识，也展现了他对家庭和谐的重视。 在叶毓的安排下，张氏迅速请来了老邻居秦蹈和王正月作为见证人。全家人聚集一堂，叶毓公开宣布遗嘱内容，二位见证人宣读并签字画押，随后将遗嘱交由游吉保管。游吉对此深感感激，尽管心中有隐忧，但表面上依然表现出对叶毓的敬重与感激之情。叶毓去世后，游吉恪守遗嘱精神，善待张氏、月梅和自芳，并在自芳到学龄时，积极支持她的教育，家庭氛围一度和睦融洽。 然而，岁月如梭，自芳已成长为一名聪慧的少女。十五岁那年，张氏病逝，游吉夫妇为她大办丧事，却未允许自芳参与打幡送葬，反而要求她专心读书。这一举动让自芳感到深深的委屈和不满。她在学堂中因身份问题遭到同学的嘲笑，内心积累的怨恨终于爆发，决定将姐夫游吉和姐姐叶玉兰告上县衙，诉诸法律手段以争取应得的权利。 崇安县的韦知县接案后，迅速传唤游吉。游吉为人世故，面对突如其来的指控，巧妙应对，不仅用酒菜招待衙役，还给予贿赂，希望借此摆脱困境。他迅速反诉自芳，试图通过法律手段压制对方。然而，案件的关键在于遗嘱的真实性和解读。自芳的母亲月梅虽为证，但其证词缺乏足够的说服力，而游吉手中握有叶毓的遗嘱，案件看似尘埃落定。 然而，自芳并未就此放弃，她寻求更高层次的司法公正，得知建宁府有位推官郭子章以明察秋毫著称，便决定将案件上报。郭子章接案后，仔细审阅了叶毓的遗嘱，发现其中隐藏的玄机。原本无标点符号的遗嘱通过合理断句，揭示了叶毓的真实意图——家产虽主要留给自芳，但考虑到游吉在家庭中的贡献，合理分配财产以确保双方的利益。 郭子章的明智裁决，巧妙地平衡了遗嘱的原意与现实的需求，将遗产按比例分配给自芳和游吉，既保障了自芳的合法继承权，又认可了游吉的付出。这一判决不仅化解了家庭的纷争，也体现了古代法律的智慧与公正。自芳最终获得了应有的权益，游吉也得到了合理的回报，双方在郭推官的调解下，达成了和解，家庭重归于好。 郭子章在处理此案时展现出的深厚法律功底和敏锐的洞察力，使得这一事件成为他仕途中的一大佳话，并被详实记载在他的著作《闽草》中。这一案件不仅反映了古代家族内部复杂的人际关系和财产分配问题，也彰显了法律在维护公正与和谐中的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