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元帅曾跟一帮高级将领唠叨过：“没有毛主席的调度，你们以为能打出什么战绩？”别指望个人聪明才智自个儿瞎搞，那不过是一堆人各行其是、互不相干的个人计划。正因为有了毛主席那超凡脑袋的正确引导，众人才不是各自为政，才能集思广益、共同商量对策。要知道，这可不是抬杠，而是个团队里有人站出来担当，才能有所作为。 1947年的一个秋日，刘伯承元帅在一次军事座谈会上，与年轻一代的将领们分享着他跟随毛主席征战沙场的往事。 刘帅慢悠悠地说道:＂那一年，我们在鲁西南地区与国民党军队激战正酣。敌军在兵力和武器装备上都占优势，还妄图将我们围困侵扰。可是有了毛主席的英明决策，再严峻的局面也不足为惧啊。＂ 老元帅语重心长地对年轻人说:＂打仗这个事儿，从来不是单打独斗的。一个人再有才智，没有总揽全局的领袖，没有同志们的群策群力，是很难赢得战争的胜利的。毛主席总能用他的智慧，指引我们走向光明，这是我们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根本所在啊。＂ 时光倒流到1947年7月，鲁西南战役喜报频传，但随之而来的，却是一个个棘手的难题。 刘伯承和邓小平向毛主席报告了胜利的消息，但语气却难掩忧虑。经过激烈的战斗，晋冀鲁豫野战军的炮弹已经消耗殆尽，急需补充军需物资。俘虏如何安置，也成了一个不小的难题。更让人头疼的是，由于战事吃紧，军费开支大幅增加，原本指望从豫苏区获得的支援，如今也只够勉强维持半个月。 面对这些困难，刘伯承和邓小平并没有气馁。他们在分析战场形势时指出，当前敌军多个旅的士气已经低落，战斗力明显下降。如果能继续在陇海路一带与敌周旋两个多月，就有望进一步歼灭其有生力量。 然而，毛主席从全局出发，对刘邓二人的提议很快做出决断。7月29日，他在复电中明确指出，如果刘邓部队不能在两个月内有效牵制胡宗南部队，陕北的战局恐怕会更加被动。 刘伯承和邓小平读罢电文，立刻意识到留在鲁西南继续作战的设想已经不合时宜。他们当即复电表态，将服从大局需要，尽快出动部队挺进大别山。 第二天，毛主席再次来电，对千里跃进的行动提出了具体的指示和注意事项。他还特意从陕北抽调了参谋长郭天民，前去协助刘邓指挥，以确保这次战略行动万无一失。
事实证明，毛主席对战争走向的判断是何等精准。在他的运筹帷幄下，晋冀鲁豫野战军不仅克服了种种困难，还出色地完成了这次宏伟的战略转移。
回望那段峥嵘岁月，刘邓二人在战略抉择的关键时刻，始终坚定地维护和执行毛主席的决策。 时间回到1935年初，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遭遇失败，长征初期的接连失利更是让红军损失惨重，尤其是湘江战役的惨烈伤亡，将“左”倾错误路线的弊端暴露无遗。广大红军指战员对这一错误路线的不满和质疑已达到顶点。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红军于1月15日至17日召开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遵义会议。
会议伊始，博古作主报告，试图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随后由周恩来作副报告。然而，张闻天随后发表的一篇逻辑严谨、系统全面的报告彻底转变了会议的基调。他深入批评了博古、李德的单纯防御战略，系统剖析了他们在军事指挥上的一系列失误，明确指出这些错误导致了红军陷入被动和重大损失。
在张闻天的发言后，毛泽东接着发表了长篇讲话。他鞭辟入里地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并非源于敌强我弱的客观原因，而是由于指挥层在战略战术上的严重失误。博古、李德将红军局限于单纯防御的路线，忽视灵活机动的战略原则，导致红军在战场上失去主动权。毛泽东的分析抓住了问题的根本，一针见血地揭示了左倾路线的危害。他提出的解决思路引发了与会者的强烈共鸣。
朱德、刘伯承、李富春和聂荣臻等纷纷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并一致赞成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等提出的正确建议。经过三天的讨论，会议作出了一系列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决定。会议决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由张闻天起草会议决议，供政治局常委审查后下发至基层讨论。
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它不仅实际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更在极端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和革命事业。毛泽东以其敏锐的战略眼光、深刻的军事洞察力，赢得了广泛的支持，使红军的指挥权从左倾错误路线中解脱出来，为长征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从1935年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到1947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战略突破，每一次关键决策都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扭转了战局，推动了革命事业向前发展。这两段历史虽相隔十余年，却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共同彰显了党中央和毛主席运筹帷幄、驾驭全局的智慧，以及共产党人为了全局利益舍弃局部利益的高度觉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