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5月，韩复榘率部倒戈，冯玉祥气得大哭。韩复榘对亲信说：“冯先生对我‘韩复榘’长‘韩复榘’短地喊，连‘向方’都不肯叫，在他手下做军官，和奴才无异。” 韩复榘是在参加完冯玉祥在陕西华阴召开的军事会议后，回到河南陕州公开叛冯的。韩复榘由陕州乘火车东逃的途中，边走边让部下破坏铁路，以阻止西北军将领孙良诚对他的追击。 到达洛阳后，韩复榘收拢旧部向东撤逃。原拟由陇海路直趋郑州，由于西北军将领庞炳勋在巩县黑石关一带予以截击。在西孙东庞的追击截打之下，韩复榘仓皇绕道登封、密县一带东逃。 韩复榘到达郑州后，蒋介石立即发表他为讨逆军第三路总指挥兼河南省主席，发给五十万元军费，勉慰有加。 在接受了蒋介石的任命后，韩复榘在1929年8月的一天早上，由郑州乘专车回到开封。 火车进站时，迎接的人发现，这时的韩复榘已不戴西北军的大草帽，换上了蒋军所戴的大檐帽。专车最后一节的车厢上，装着韩复榘在不久以前刚由上海买来的一辆新型小汽车，但此时已遍体鳞伤，满身泥土，可见其在奔逃途中是经历了崎岖坎坷的。 火车刚停住，韩复榘的手枪队即飞奔下车，如临大敌似的在车站内外布成了警戒网，注视着欢迎的人群。 为了解释自己“叛冯投蒋”的原因，第二天上午，韩复榘在省府礼堂召集军政人员讲话，里里外外警卫森严。 韩复榘在这天的讲话中，显得很是啰嗦，不厌其烦的讲述了他“叛冯投蒋”的不得已。 在讲话中，韩复榘举了不少例子，以说明他受到的欺辱，他说：“我这次回来，是冯先生把我逼的，我实在无法待下去了。我之前当省主席的时候，名气大，却毫无权力。我这个省主席要用500块钱，还得写印领让财政厅厅长批准才能拿钱，换个县长要得到民政厅厅长的同意，处处跟我过不去。” 韩复榘在会上愤愤的说：“我当师长时，但更换一个营长也做不得主，须得打电报到请示冯先生。有一次，我保了一个营长，打了几个电报都没有回电。后来我又打电报去催，准不准请赶快回电。过了两天，冯先生以参谋处名义给我回一个电报说，保某人任营长一案，奉谕‘不理’，此复。这样，叫我咋个带人呢？” 说到军费，韩复榘发牢骚说：“动辄几个月不发经费，官兵伙食都无法维持，不要说发津贴啦（西北军只有津贴没有饷），我一连打了几个电报给冯先生都没有回电。后来逼得我没有办法，我又去了一个电报说，如再不发钱，部队就无法维持了。这时冯先生回了我一个电报说，你如果要钱，可以到太原找阎总司令，这不明明是揭我短，对我不信任吗！” 韩复榘是在1928年底被冯玉祥委任为河南省主席的，但当时他和冯玉祥已经有了裂痕，所以一度被免去师长职务，耿耿于怀的韩复榘说：“后来叫我当主席，把部队交给石敬亭，石敬亭到差后公开向二十师的官兵说，韩复榘的部下都是土匪，要不得，接着就把我的人都换了。我跟了冯先生这么多年，倒成土匪了。” 最后说到倒戈一事，韩复榘解释说：“尽管冯先生是这样对待我，我心里并没有什么，这次去华阴本来想把心里话说一说，让冯先生有所了解，也就算了，多年长官部下有什么呢。谁知一见面，冯先生就把我骂得个狗血淋头，叫你不能开腔。我想这样下去是没有好结果的，我这次回来是迫不得已。” 韩复榘一上午的讲话，虽然完全将自己的责任推开，但里面说到的冯玉祥平日对待部下的态度，以及石敬亭与韩复榘不和，石敬亭接替韩复榘的师长后大事更动部队人事，这些倒也和事实差距不大。 鉴于当时阎锡山还在蒋介石和冯玉祥之间“跳舞”，倒戈之初的韩复榘担心被阎锡山趁机吃掉，所以对阎锡山派来的代表杨爱源，假装诚恳的说：“我之所以离冯投蒋，完全是石敬亭逼的，他在冯先生的面前拨弄是非，冯先生对我越来越怀疑。在华阴，冯先生命我过河压迫你们共同讨蒋，我当时提出异议，几乎被冯先生枪毙。这背后都是石敬亭的把戏，我惹不起他，只有躲开他。至于蒋介石的阴狠毒辣，我又何尝不知道。如果百公（阎锡山字百川）出来主持华北大局，我是竭诚拥护的。河南境内，大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全没有一定的主意，郑州防务在我的部队手里，最好请百公来一趟，大家商量一下，即能解决一切问题。” 杨爱源回去报告阎锡山，阎锡山一度信以为真，等到大队蒋军进入河南支援韩复榘时，阎锡山才发觉居然着了韩复榘这个后辈的道。 在韩复榘由陕州东逃时，孙良诚要追击，冯玉祥不叫他追，孙良诚气愤韩复榘倒戈，没有遵照指示，而是坚持率队猛追，在渑池一带打得很激烈。 冯玉祥接到孙良诚、韩复榘已经打起来的报告后，流着眼泪说：“那个小舅子要走，这个小舅子要追，追吧。” 等韩复榘正式接受了蒋介石的委任后，冯玉祥不无遗憾的说：“如果不是孙良诚、庞炳勋把他打得头破血流，蒋介石还不会这样相信他，我们还可以设法喊他回来。” 可以看出，即使在韩复榘倒戈后，冯玉祥还是希望他回来的，两人之间感情还是很深的，后来冯玉祥中原大战失败，选择去韩复榘治下的山东，便能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