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他自己不努力，中农家庭也顶多接替父亲，而且那时候的中农自身也难保，风云动荡，大量农民破产不是闹着玩的。 从韶山一路读书，读到长沙是他命运的第一个转折点。 最重要的就是他的抱负和才能受到了当时杨昌济的赏识，假如他自己不努力，没有本事，说：“我是中农的儿子！” 杨昌济会欣赏他？恐怕连韶山都出不去吧。 后来教员一行人到了北京，但教员无疑是其中最穷的一个，其他的同学都出国了。 但真正崛起的，却是当时留在国内最穷困的教员。 杨昌济为了帮助在北京的教员，搭桥蔡元培才给教员一份图书管理员的工作，这是一份工作，而不是学生。 这是他第二个转折点。 但教员在北京大学过得也不好，受尽歧视，他晚年回忆说那些当时在北大里搞学生运动的“领袖”只是把他当成一个操着湖南土话的乡下人，摆明了，就是看不起。 后来就算加入共产党，教员的理论也一直被称为“枪杆子主义”“山沟沟里怎么出马列”之类的，不受待见。 而在遵义会议之前，他被整得多惨。 好几次被吊销职务放假到山里去，但他就是有韧性，一次次从这种失败和冷眼中爬起来，战胜一切阻力，变得越来越强大。 而那些只看出身的人，当时给你比教员更好的生活环境，又能怎样？
